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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6 May 2018

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

中華佛學學報第01期 (p001-041): (民國76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01, (1987)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



提要

唯識學在中國,唐玄宗開元以後,即成絕響。到明末為止約八百年間,除了《華嚴經疏鈔》及《宗鏡錄》二書中可見到唯識大意之外,別無著作。明末一百數十年間,竟有十七位有唯識著作的學者,三十五種計一O七卷的唯識註解。他們雖未見到唐代的述記及三疏,卻從清涼澄觀及永明延壽的二書中,探索出研究的脈絡。明末的唯識思想,可分兩流,一是專攻唯識而不涉餘宗者,一是本係餘宗學者而兼弘唯識者,前者是唯識的唯識學,僅得二人,後者是唯心的唯識學,包括其餘諸人。而後者之中,又分別各依天台教觀、楞嚴經義、起信論旨、禪宗功夫為其背景者。此時期唯識學的最大特色,則為普遍強調性相融會的佛教思潮。

一、緒論

印度的大乘佛教,共有三大流,即是中觀(空)、如來藏、唯識的三系。其源頭,當然都與早期的佛經有關。佛教的根本思想是緣生觀或緣起論,緣起與緣滅是分不開的,說到緣起,必也連帶著緣滅。故如『雜阿含經』所說: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1],又說: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2。世間一切現象,無一不在緣生緣滅的軌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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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由因緣生起的,亦必仍由因緣而消失,此一現象的消失,必然引發其他現象的生起,所以不論是心理、生理、物理的,不論是抽象或具體的,乃至也不用分別形而下的現象界或形而上的理念界,無不如此。沒有永恒的現象,沒有不變的真理,它的定律,便是緣生無自性,故稱為空 [3]。此空乃是不執有也不著空的空,故稱中道或中觀。
佛教的緣起論,主要是在說明人生生命的現象,宇宙是人生所處的環境,對於環境的感受是由於有了人生而產生的,人生的問題解決了,宇宙的問題便會跟著解決。人生的發生與繼續,是從無明開始,也由無明繼續,有無明即會造作善業與惡業,有業行即構成稱為識的生命之流的主體,此識雖因人的繼續造業而經常不斷地在變更內容和性質,但它確是主導著生命活動的唯一中心,如果不知修行而離開無明,便會執著身心和世界,便是苦海中的凡夫。所以『雜阿含經』中說: 「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如果依照佛法修行而斷除了無明,便會從身心世界的執著得到解脫,便是親證涅槃的聖者,所以『雜阿含經』中說: 「彼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4]。由業而構成識,識是構成人生和宇宙的原因,所以發展成為唯識思想。[5]
此無明既可以由於修道而被消滅,無明消滅之後,識也同時消滅,當識消滅之後,生命是否不再繼續了?此在小乘佛教的立場,認為證得阿羅漢果之後的聖者,絕不可能再來世間受生,可是證得阿羅漢果的聖者,並不會立即離開世間,甚至更活躍地從事教化的工作,可見識滅之後並不等於生命的終結,乃是從執著苦惱的生命進化為解脫、安樂的生命,由不淨的心,變成了清淨的心,因此到了大眾部便主張 「心性本淨」[6之說,心的本性,即是識的本性,心有不淨與淨的兩面,由於無明的煩惱惑染,心便成為不淨,名為八識,無明的煩惱惑染消滅之後,心便成為清淨,唯有清淨才是心的本性。嗣後,即由於心有此本性而名為如來藏,也可稱它為佛性、法性、法界、真如、法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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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三系的大乘佛教之間,雖有究竟法和方便法的諍議,卻均被認為是正統的佛教。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相當長久,也相當複雜,除了印度晚期大乘密教之外,經過九百年的移譯,已將大小乘各派的教典,大致都譯成了漢文。空宗的四部論,由鳩摩羅什譯出。唯識學派分為兩流,一者由真諦(Paramārtha)譯出,將識分為染污的八識及清淨的第九識,故從如來藏系的立場而言,唯識思想是能與如來藏的思想混融﹔一者則由玄奘譯出,只有第八識,不許第九識。至於如來藏系教典的傳譯,時代極長,人數極多。因為除了如來藏的專書[7]之外,凡為天台、華嚴、禪、淨土等諸宗學者,所依的經論中,多少皆含有如來藏思想的色彩,例如天台宗主張「性具」[8],華嚴宗主張 「性起」[9,禪宗主張 「見性成佛」[10,淨土宗主張「一心」[11],均與清淨的如來藏心有關。
當然,這三系的大乘佛教思想,既是同出一源,也必有其相互影響的作用,到了中國,空宗與唯識,未能持久發展。天台接受空義,畢竟是以禪觀及性具為主。華嚴接受唯識,畢竟是以淨心的性起為主,故又可稱為淨心緣起的唯心論。華嚴的唯心是指的真心。如以起信論為主的諸家,所稱的唯心,是指如來藏緣起的真妄和合心,畢竟不同於以虛妄心為阿賴耶識緣起的唯識思想。但在中國各宗之中,均用了空思想及唯識思想[12],因為空是根本佛法中的緣起觀,唯識是說明根本佛法中的業感緣起的。
唯識思想在中國,主要是指玄奘(六○二—六六四)譯出了彌勒、無著、世親的諸書,特別是護法系統的成唯識論,由窺基(六三二—六八二)一一加以註釋,完成了中國唯識學的體系[13],基師傳弟子慧沼(六五○—七一四),稍後又有智周(六六八—七二三),均對中國唯識學的建立與宏揚,有大貢獻,所以後人以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為中心,又將窺基的『掌中樞要』、慧沼的『了義燈』、智周的『演秘』,合稱為唯識三箇疏,是研究唯識不可缺少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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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直到明末時代為止的大約八百年間,除了在華嚴宗四祖澄觀(七三八—八三九)的『華嚴經疏鈔』,以及華嚴思想的擁護者永明延壽(九○四—九七五)的『宗鏡錄』之中,引用的唯識思想之外,僅見到元人雲峰的『唯識開蒙問答』二卷[14]。故到明代,已無人研究唯識,甚至被視為唯識要典的唐代唯識述記及三疏,既未編入藏經,也不流傳於當時的中國,即使有心研究唯識,也均無門可入。幸有魯菴普泰法師,於明武宗正德年間(一五○六—一五二一),從一位無名老翁處,以月餘的時間,盡傳其唯識學之後[15],便為『八識規矩頌』及『百法明門論』作註。即此二書,推動了明末諸家研究並宏揚唯識學的熱潮。
以年代的先後次序,他們的名字是普泰、真界、正誨、真可、德清、廣承、明昱、通潤、王肯堂、大真、大惠、廣益、智旭、王夫之等,均有唯識的著述,傳至現代,單從人數而言,明末的唯識風潮,遠盛於唐代。此一風氣的形成,可能與禪宗的式微及其自覺有關,自唐宋以下的禪宗,多以不立文字,輕忽義學為風尚,以致形成沒有指標也沒有規式的盲修瞎煉,甚至徒逞口舌之能,模擬祖師的作略,自心一團漆黑,卻偽造公案、呵佛罵祖。所以有心振興法運的大師們,揭出了「禪教一致」的主張,而此思潮的源頭,則為永明延壽的『宗鏡錄』,延壽以禪宗法眼系的身份,接受華嚴思想,融會性相,統攝禪教,集各宗之說,撰成『宗鏡錄』百卷,對於明末佛教,影響極大。他在『宗鏡錄序』中說: 「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綱之紀綱」,又說: 「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16]。
因此,明末的唯識思想,雖係傳自玄奘所譯諸論,但確已非窺基時代的面貌,一則古疏失傳,無以為考,再則時代佛教的要求,不同於窺基的思想,窺基建立的是以唯識的一家之說來闡明全體的佛法,明末的諸家,則是以唯識教義來溝通全體佛教而補時代需求之不足。故在元代的雲峰、明末的真可、德清、智旭等諸師的唯識著述之中,都很明顯的,說是為了禪的修行而來學習唯識,並以唯識配合著禪宗的觀念作解釋。可見,明末的唯識學是偏重於實用的。在唯識諸書之中,明末諸家所註釋的,是『成唯識論』、『唯識三十論』、『百法明門論』、『觀所緣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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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規矩頌』,以及方法論書『因明入正理論』。
此下,對明末的唯識學風,從其學者、著作思想等各方面,作較為詳細的介紹和分析。

二、明末的唯識學者

明末的唯識學者,無不出身於禪宗,但是也有以宏揚唯識為其專職的人,可惜其中的若干位,已無傳記資料可考,現依喻昧菴編『新續高僧傳四集』(以下簡稱新續僧傳)以及卍續藏所收有關唯識著述的資料所見者,為主要根據介紹如下:
一、魯菴普泰:不知何許人也,據他所作『八識規矩頌補註』的自序所述: 「龍華金碧峰,圓通常無塵」,聽說他完成了該書,便 「過舍索稿,板行之」。作序的年代是明武宗正德辛未(一五一一年),書於大興隆官舍[17]。他另外一部『百法明門論解』,自序亦於同一年作成。
又據王肯堂為通潤的『成唯識論集解』寫的序中說:
「余聞紫柏大師言,相宗絕傳久矣。魯菴泰法師,行腳避雨止一人家簷下,聞其內說法聲,聽之則相宗也。亟入見,乃一翁為一嫗說。師遂拜請教,因留月餘,盡傳其學而去。疑翁嫗非凡人,蓋聖人應化而現者」[18]。
由於不知普泰的學統淵源,所以有此傳說。頗與無著菩薩夜請彌勒菩薩下來說法,誦出十七地經,唯無著得近彌勒,餘人但得遙聞的傳說相似。不過在普泰的前述自序中,也提到了他曾目睹古人的好多關於唯識的註釋,只是: 「為註之人,不書其名,往往皆鈔錄之本」。可知他對唯識,早就留心。又知在他的時代,唯識學也能受到若干人的歡迎,所以當他的『補註』一脫稿,便被人求去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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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紹覺廣承(?—一六○六—?):他對明末唯識學的推動,有極大的功績,他的門下,出了好幾位重視唯識且有著述傳世的弟子。根據『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科』卷首,董漠策寫於康熙戊午年(一六七八)的序文說: 「古杭紹覺老人,乃雲棲蓮大師嫡裔也」[19]。可見他是雲棲祩宏(一五三五—一六一五)的弟子。又在顧若群為『成唯識論自考錄』所寫的序中,也早提到: 「於唯識之旨,當於此事,不得不推我雲棲座下,紹覺法師,而靈源獨得其傳」[20]。此序寫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寫此序時,紹覺法師已 「歿又幾二十年」[21],可見紹覺歿於萬曆三十年代(一六○八年之前)。除了靈源大惠,尚有新伊大真、辨音大基、玄箸、一相等人,都是他門下的唯識學者。他的第三代,則有『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的作者苕聖智素,此時已入清代。
另在『新續僧傳』卷六的『圓瓏傳』中,有如此的記載:
「釋圓瓏,字大覺,姓鄭氏,武林人也,往來無極講席間,與雪浪、度門,相友善,而紹覺承,執弟子禮唯謹。……嘗讀『宗鏡』有省,與其徒承,手錄百卷,示鄰居士虞長孺曰:吾得掃除宗鏡堂,為壽師役,足可無憾。」[22]
以此可知,廣承也是圓瓏的弟子,圓瓏又是無極的學生,無極(一三三三—一四○六)是明初的高僧,常講華嚴經及法華諸經。廣承又因其師,囑其與師共錄『宗鏡錄』百卷。其師又與重視唯識的雪浪洪恩及度門正誨相友善,所以他之弘揚唯識,乃是意料中事了。
又在『新續僧傳』卷七『大惠傳』中提及:
「時蓮居紹覺,從雲棲分席土橋,惠以白衣參叩,問『觀經』上品上生章,夙通頓發,慨然遂稟歸戒,詢及法要,覺為首舉台相二宗,惠即銳心研習,多所詮解,覺深器之。」[23]
從這段資料,得知廣承親近的大善知識,至少有兩位,一是雲棲祩宏,一是土橋圓瓏,他所教授弟子的,則以彌陀淨土及天台法相的三宗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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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從卍續藏六一冊收有『毗尼珍敬錄』一書二卷,據其卷首的序中敘述: 「雲棲大師發天台之隱,扶律輔教,為萬世規第,亟於梵網而未遑四分,……蓮居紹公,精徹台宗,取四分,手自輯錄,以就茲篇,真妙補祖闕而善繼師志者。公往而書塵襲,已十餘年,近冢嗣新師,始托素師訂定。」[24]此段文字不僅肯認了廣承是雲棲的弟子,而且克紹其裘,不但精於天台,尤其長於四分律學。不過,他的『毗尼珍敬錄』,要待他的弟子新伊大真,請智旭素華代為訂定並作了戒相攝頌之後,始在教界流通。一如他的『成唯識論音義』,並未完稿,待其弟子辨音大基作疏之後,方能流通。
三、度門正誨(?—一五八九—?):關於此人資料極少,從前舉『新續僧傳』的圓瓏傳所見,他是與雪浪洪恩同時,可能也曾往來於無極的講席。從其『八識規矩頌略說』的自序,劈頭便引『雜華』的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而云: 「移塵沙劫於食頃,布華藏於毛端。」的思想看來,他與華嚴、楞嚴的背景有密切關係。又說到唯識學:「自奘而後,亦有釋其文而明也者,顧非所明而明之,彌不明也。我朝正德間,有大法師泰公,起而明之,於是探玄之士,始有明其明者。」可知他對唯識的先輩古德,奘師之後,只推普泰。此序寫於萬曆已丑(一五八九),地點是在衡陽華藥山大藏閣。說明他曾駐錫湖南,但卻不知他是何許人氏。又從浙江檇李的一心居士朱衷純於萬曆癸巳(一五九三)所寫『八識規矩頌略說跋』中,見到如此敘述: 「幸有度門禪師,戒景夜淨,空華曉揚,思風發於清襟,言泉流于玄吻,飲靈三藏,倫采群宗。」可知他既精於義學的思辯,又是一位戒行高潔的禪師。
四、真界幻居:根據王肯堂的記述,金陵攝山的素菴法師,有法嗣名幻齋,嘗講因明,是故紫柏大師令其為王肯堂等講解;又在紫柏大師弟子密藏禪師僧舍,見到幻居法師的『因明入正理論解』較幻齋所講者明晰[25]。疑此二人,同出於素菴之門下,同時也曾親近紫柏大師。又從真界『因明解』的自跋中,自述其 「嘗掩關閱起信論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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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因明三支比量之說,若蚊蚋嚙巨石,毫無所入。」
後於挂錫海虞的中峰,聽說有三懷座主在金陵瓦官寺,講因明,前往請益,又至燕山,親近玉菴座主,學因明論解。[26]
然於『新續僧傳』卷六,則有如下的記載:
「真界字幻居,檇李人,亦來吳中,棲止南屏松壽堂,註金剛經,視古今百家註無當旨者,獨會祖意而為之註,直指人心而不襲舊語。……註成,六夢居士序之,去隱西溪,無何端坐而化生。」[27]
真界乃是一位禪者,故以自己的修證體驗來註金剛經,可惜此註未被收入藏經,他以閱起信論至因明的方法論而發心研究因明,於一五八九年完成『因明解』,後來於一五九九年完成了(a)『大乘起信論纂註』二卷。(b)『楞嚴經纂註』十卷。(c)『物不遷論辯解』一卷。[28]可徵其非專以唯識為研究對象的學者。
五、高原明昱:此人事蹟不詳,但從被收於卍續藏經的八種他所寫的唯識詮釋書,知道他是明末專志於研究法相及弘揚唯識的人,似乎他也很少與當時的諸大師來往,他的諸種著述的撰成,大概是在一六○○年至一六一二年之間,他與紹覺廣承、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等同一時輩,故在他的『成唯識論俗詮』完成之後,雲棲大師也是捐資助刻者之一[29]。也許他的思想是以相宗為本位的緣故[30,當時諸師之中,甚少有人於著述間,提及此人,唯識學者之中,亦僅王肯堂的文字中,見到明昱的名字,在明昱的作述之中,也絕無僅有地提及王肯堂,而此兩人在見解上仍大有出入[31。有關明昱的事蹟,僅見於江寧寶林居士顧起元為『俗詮』所寫的序中提到:
「今何幸有高原昱公,開此線徑,使人人涉羊腸之詰曲,頑履康壯哉﹗公起自潼川,掛錫吳越,清跱絕俗,靈悟鮮倫。……以宇泰先生之請,詮釋此論。」[32]
『俗詮』既成,自序則寫於「南屏松壽堂」,自稱為「西蜀輔慈沙門」。此書是由王肯堂請這位來自西蜀的義學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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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年的時間,在為「東禪」及「南屏」兩處的學者演講之下完成。而此「松壽堂」,也是真界幻居於「吳中棲止」時的同一道場。『新續僧傳』圓瓏傳說:圓瓏始將宗鏡錄傳寫於吳,吳中士人多喜讀之,當時「妙峰並駐南屏,與筠泉蓮為友,皆遠嗣永明延壽」。可徵吳中的松壽堂,是當時佛教界的緇素人文的會萃之所,以『宗鏡錄』為研究的中心,而對唯識的興趣亦濃,廣承亦可能隨圓瓏到過南屏,明昱與當時的僧界,亦非沒有來往,然其『俗詮』問世之際,請了八人寫序,竟無一位僧人與焉。居士中的王肯堂(?—一六一三—?)、顧元起(一五六五—一六二八)、黃汝亭(一五五八—一六二六)、吳用先等,均係名公巨卿。智旭是明末諸師中註解唯識的後起之秀,而且也是吳人,在其作述中,雖曾一度提到『俗詮』的書名,卻未見其述及明昱的人名[33]。
六、達觀真可(一五四三—一六○三):自號紫柏,為明末四大師之一,在『新續僧傳』卷七,有其傳記,更早則有其私淑弟子甬東陸符所撰的傳記,尤為詳細,作為『紫柏大師別集』的附錄,被收於卍續藏一二七冊[34]。於其傳記中有關唯識法相的記述,僅得「因遊匡山,深究相宗精義」之句,那時他才二十多歲,已在開悟之後。
有王肯堂的作述中,則有三次提到紫柏大師與唯識法相的關係:
(一)「余聞紫柏大師言,相宗絕傳久矣。」[35]
(二)「余始聞唯識宗旨於紫柏大師,授以此論,命之熟究。」[36]
(三)「余與董玄宰,侍紫柏大師於金陵之攝山中,日相與縱談無生,且謂枯坐默照為邪禪,非深汎教海不可。一日於素菴法師閣上,得一小梵冊,有喜色,授予二人曰:「若欲深汎教海,則此其舟航維楫乎。」觀之則『因明入正理論』也。」[37]
紫柏大師以一位傑出的禪僧而重視義學,並著眼於唯識的存續問題,勤囑王肯堂等熟究成唯識論,又將因明喻為深汎教海的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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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寫了一卷『八識規矩頌解』以及一篇短文『唯識略解』。他強調: 「有志於出世而荷擔道法,若性、若相、若禪宗,敢不竭誠而留神(於唯識之書)哉?」[38]
七、一雨通潤(一五六五—一六二四):他是明末佛教界的一位極有成就的著述家。他的著作被收入卍續藏的即有六種[39],無怪乎他對唯識的研究,極富心得,當王肯堂聽說有巢松及緣督諸師,結侶於焦山,遍檢大藏,將譯『成唯識論』,便派人迎到家裏,二師雖先後到了,對於為作『補疏』的事,則皆以非得請到通潤不可[40]。通潤的唯識學淵,則如王肯堂為『集解』作的序中所說:
「雪浪法師,即魯菴之孫也,緣督又雪浪之孫,而一雨、松巢二師,皆得法雪浪,稱高弟子。」[41]
通潤是雪浪的法子,亦即是魯菴的法重孫。雪浪洪恩在明末佛教界,也是一大重鎮,『新續僧傳』第七卷有他的傳。智旭推崇他,稱為「慈恩再來」[42]。雖然他的著述被流傳下來的不多[43],可是明昱及智旭註的『相宗八要』的八種唯識學的書目,即是根據洪恩從大藏之中錄出來的[44。從『新續僧傳』所載,得知洪恩是無極的學生,善講楞嚴、圓覺、般若。因而他的法子通潤,也自號為「二楞菴」,註釋楞嚴及楞伽二經,以會通性相二宗為其宗旨。[45]
八、憨山德清(一五四六—一六二三):也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有『自敘年譜』二卷,收於『憨山大師夢遊集』卷五十三及五十四,是故他的傳記資料,是明末諸高僧中最完整的一位。他是一位有修有證的禪僧,也是一位重視義學並且有大量著述傳世的高僧。他與相宗有關的著述,僅是『百法論義』及『八識規矩頌通說』的兩種各一卷,被收入卍續藏。他曾親近無極、遍融諸師,與雪浪、紫柏為善友。在其生命史上與相宗最有關的,是三十三歲那年,進入彌勒樓閣的一個夢境,由於在夢中聽了彌勒菩薩對他講說: 「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46]他從自內證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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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瞭智與識的不同,他的相宗註釋,也是以修行的立場為其著眼。例如他在『八識規矩頌通說』的文前說: 「此書乃為一大藏教之關鑰,不唯講者不明難通教綱,即參禪之士若不明此,亦不知自心起滅頭數。」[47]同書之末,他又表明: 「正要因此(『通說』使學者)悟心,不是專為分別名相也。」在他晚年,手批其侍者廣益纂釋的『百法明門論』時,則說: 「此百法論,以門稱者,乃入大乘之門,是知此乃性相二宗之關要。凡義學者,未有不明此法而能窮諸法門者。」[48]可知他將百法明門論,視為性相二宗的入門書,而鼓勵弟子們學習它。據『憨山大師自敘年譜』稱,他到七十一歲那年,因澹居鎧公請益性相宗旨,故依『起信』會通『百法明門』。他本身不是相宗的唯識學者,已很明顯。
九、靈源大惠(?—一六二六—?):他自稱「蓮居弟子」,足徵他對於紹覺廣承的崇敬。『新續僧傳』卷七有他的傳記,同時在「雲棲學菩薩戒弟子大璸顧若群」為『成唯識論自考錄』所寫的序中,也作了若干介紹:
「當今此(唯識學的)事,不得不推我雲棲座下紹覺法師,而靈源獨得其傳。靈源師者,勾餘仕族,年未壯室,以優婆塞,入土橋覺師二十年,口輪未嘗停轉,源師入耳輒服膺,朝往暮歸,中途尋記其師說,必如昔人所稱,分水瀉瓶而後已,故師歿又幾二十年,其所傳習,獨不謬海昌。」[49]
又從『新續僧傳』得知,大惠出家時,已五十七歲,然在白衣時代,早以仕人身份,親近善知識,受廣承的十年薰沐之後,嘗於京師慈慧寺聞其開山比丘愚菴真貴[50],講八識標指,而微參疑義,為貴師歎服,故邀其登座,以未出家為辭,強而後可,所宣皆是蓮居廣承的唯識宗旨。出家受具之後,因辨音大基於補充廣承的唯識論之疏,刻板於海昌。大惠以為廣承之旨頗有出入,故撰『成唯識論自考錄』問世,同門的新伊、古德、金台、元著(玄箸)諸上座,讀畢咸謂「儼若蓮居講筵未散」[51]。
十、新伊大真(一五八○—一六五○):與大惠同門。『新續僧傳』未見其傳。可是在他同時代的蕅益智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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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備極稱讚,見於『靈峰宗論』卷八者,特為大真所寫的文章,即有五篇之多,說他年十五從廣承為沙彌,習師所演教法,夜以繼日,慈恩、台岳宗旨,每多遊刃而心益虛。後繼廣承而主持蓮居,力宏紹覺之道,著『唯識合響』,兼授金剛寶戒,而教觀並舉[52]。他不是專宏唯識的學者,卻是唯識學的探究者。旭師又說:「師童真入道,為紹公長子,性相二宗,無不克受其傳,服習毗尼,視紹公尤加焉」[53]。可知大真對於天台智顗、南岳慧思,唯識、戒律都很重視。他著有一部『成唯識論遺音合響』,此書是繼紹覺廣承未完的『音義』而作,正如大基之作『海昌疏』。只是海昌疏遭大惠批評而未流傳,『合響』則由大真的弟子苕聖智素,合輯為『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現被收入卍續藏。智旭給大真的『合響』,所作評價極高:
「有紹覺承師,具無師智,聞而知之,述為『音義』八卷,一簣功虧,忽爾西邁。於是及門高士,各出手眼,如辨音基師之『疏』,靈源惠師之『自考錄』,亦既各竭精思、殫才力,然皆升堂有餘,入室未足,故使學斯宗者,無由詣極。唯新伊真師,紹師嫡胤,執侍最久,聞薰獨深,遂能繼志述事」[54]。
紹師門下,人才出眾,有成就於唯識學的而著書立說者,即有三家,智旭獨推大真方為「嫡胤」、為「長子」,其中原因,乃在於思想的投契吧。
十一、王肯堂(?—一六一三—?):自號樵子,字宇泰,江蘇人,萬曆年間進士,倭寇犯朝鮮,疏陳十議,後被任命為南京行人司副,最後任官為福建參政。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說競傳。晚年學佛,而 「以老病一措大,博得會禪之名滿天下。」[55]以學禪而與董玄宰等,同去親近紫柏大師,也許紫柏大師見他博學深思,精於考究分析,故以熟究唯識相囑。因此使他接觸到了當時有志於唯識的諸僧,例如:
聞巢松及緣督諸師,結侶於焦山。研究『成唯識論』,肯堂移書招之,二師各出其所標點之本,互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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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堂因此而有正誤標義之刻,四方學者,始有此論可究。
聞王太吉言,相宗之精,無如高原法師者,『觀所緣緣論釋』,曾不可以句,而師釋之如指諸掌,則其他可知也。時東禪無主,肯堂遂虛席以延明昱,師率徒至,因囑其略釋此論。[56]
由巢松及緣督二師之推薦,肯堂遣使迎一雨通潤,令為成論作補疏,通潤當時雖以他事所羈未至,約十年後,緣督已作古,肯堂亦老病,通潤的『成唯識論集解』則完成了[57]。
因親近紫柏大師囑究因明而向幻齋學。訪真可的弟子密藏道開,得幻居的因明解。又在何矩所齋中,讀到師子窩鎮澄法師[58]的因明解。又於萬曆壬子夏,請蘊璞法師結制於肯堂的拙隱園中,撰出因明解。[59]
他由於紫柏大師囑其留神唯識及因明,所以認識了雪浪及紫柏兩系的唯識學者,也促成了明昱、通潤、蘊璞等人,寫出了唯識及因明的註釋。最後,因他自己無法全部認同諸師的論點[60,故於一六一二及一六一三年,完成了『因明集解』及『唯識證義』二書。
十二、虛中廣益﹕他是憨山大師晚年的弟子,教以研究唯識的下手處,後來稟承大師的指示,作成『八識規矩頌纂釋』及『百法明門論纂釋』兩書,均經大師手批,當時(一六二二)大師已是七十七歲。於德清的『自序年譜』中見到,在他六十七歲時,為弟子講起信論及八識規矩,述百法直解。七十四歲又講一次唯識論,可知廣益是他晚年的弟子,到了七十五歲那年春天,廣益請大師重述起信及圓覺直解等[61]。在嶺南仲安劉起相為『百法纂釋』所寫的序文中,也說廣益是德清座下諸上足之中,年紀最小的一位[62]。
十三、蕅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早年的智旭,人稱素華,年齡小於廣益。依德清的弟子雪嶺為剃度師,被公認為明末四大師之中的最後一位,他的傳記資料相當豐富,見於『靈峰宗論』的「八不道人傳」,『新續僧傳』的「智旭傳」,弘一演音編訂的「蕅益大師年譜」等,均係研究智旭傳記的資料[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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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是明末佛教界的大著作家,總計寫了五十一種不同的專作,共有二百二十八卷之多。有關唯識的著述,即達九種一十八卷,堪與另一位明末的唯識大家高原明昱,互為伯仲。明昱除了專攻唯識之外,並未留下任何其他著作,智旭則縱橫教海,舉凡天台、法相、戒律、淨土、禪,無不著有專書遺世。所以他也不是以繼承相宗的陳說為宗旨的人,倒是站在性宗的立場,作著會相歸性,相為性用的努力。從智旭的作述之中,提到明末唯識研究的動態者,有三處:
『重刻成唯識論自考錄序』有云:「萬曆初,紫柏大師接寂音之道,盛讚此宗。爰有『俗詮』、『證義』、『集解』諸書,而紹法師『音義』為長,『音義』未全故不流通,基法主續補成『疏』,亦頗簡要,惠法主謂疏多偽。復出此『自考錄』」[64]。
『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序』有云:「有紹覺承師,具無師智,聞而知之。」[65]
『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緣起』有云: 「紹覺法師為之『音義』,一雨法師為之『集解』,宇泰居士為之『證義』,無不殫精竭思,極深研幾。然教道已明,觀道未顯。嗣有新伊法師為之『合響』,力陳五觀,冠罩諸家。」[66]
從以上的敘述,可知智旭對於明末唯識學者的態度,推重紹覺廣承一系。由紫柏大師的盛讚,引出俗詮、證義、集解,此三人均在廣承的系統之外,唯有廣承的音義,大惠的自考錄,大真的合響。受到智旭的稱讚。特別是大真的合響,以「觀道」為主眼,所以歎為「冠罩諸家」。而智旭自己之註解唯識,「不敢更衍繁文,祗圖直明心觀」,他以重視實修的立場,不作繁複的徵引,也不細究外道的計執,令使讀者將文字句句消歸自己。他雖是模擬天台家註釋經論,而稱「觀心」。但他 「以此論成立唯識道理,即是觀心法門,不同法華別立觀心釋也。」[67]故將他的註解稱為『觀心法要』,在所有的唯識註釋書中,這是非常特別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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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另有『相宗八要直解』,書目的選定,是根據雪浪洪恩所指定,已如前述。「直解」二字,則是受了憨山德清的影響。德清嘗有『百法直解』[68]及『八識規矩直解』,然未見入藏,推想在智旭時代,已只知其名而未見其書,所以因襲「直解」,否則他豈敢採用與德清著作的同一書名?
十四、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農,號船山,湖南衡陽人,崇禎年間舉於鄉,瞿式耜薦於桂王,授行人,不久歸居衡陽之石船山。先後有張獻忠及吳三桂,逼請其出山,均未赴命。夫之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69]為堂奧,尤其服膺張載而力闢陽明致良知之說。他的佛學淵源不明,然而筆者最近由一位韓國的法師處,見到一冊木刻本的『相宗絡索』題謂「衡陽王夫之譔」,計二十五紙,共列二十九個唯識學的名相,作簡明介紹,未雜性相融會的觀念,亦未見以儒釋佛或以佛釋儒的論調。其目的顯然僅在明瞭相宗的名相,未有其他企圖。
綜合以上的分析介紹,對於明末諸家的唯識學者,及其系統關係,可以列表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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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末的唯識著述

在明代後半期的一百五十年間,能有如許緇素大德,重視唯識以及因明方法論的研究,於中國佛教史上,實在算得輝煌的時代。可是近代研究唯識的學者們,甚少注意到明末的唯識著作,甚至根本是故意忽略了他們努力的成果。唯一例外是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他把中國的大乘佛教分成三大系:①法性空慧宗,②法相唯識宗,③法界圓覺宗。他以法界圓覺宗為立場,統攝一切佛法,所謂法界圓覺,是從圓覺經、楞嚴經、起信論為依據而構成的圓融思想[70。因此,太虛大師也提倡唯識法相,他的態度,是與明末諸家相應的。
現在,且來考查一下,明末諸師研究唯識學的依據,是些什麼經論?
一、明末時代,唯識章疏均已散失:研究唯識學,必須有資料根據,否則便是師心自用,向壁虛構,正如王肯堂說: 「性宗理圓,作聰明註釋,亦無大礙﹔相宗理方,一字出入,便謬以千里矣。」[71]他又說: 「故學道者不明唯識之旨,則雖聰明辯才,籠蓋一世,而終不免為儱侗真如,瞞頇佛性。」[72]唯識是極注重方法論的分析哲學,所以極其重視研究的資料。但在明末時代,唯識學上最重要的幾部章疏,已在中國失傳了。例如:
王肯堂序『俗詮』時說: 「自基師以來,有『疏』有『鈔』之外,又有『掌中樞要』、『唯識鏡』等著述,不知何緣,不入藏中。宋南度後,禪宗極盛,空談者多,實踐者少,排擯義學,輕蔑相宗,前舉諸典,漸以散失。」[73]
王肯堂『證義』自序又云: 「唯識證義為何而作也?為慈恩之疏亡失無存,學唯識者倀倀乎莫知所從而作也。」又說: 「吾猶冀古疏之萬一復出云爾。」[74]
大真作『重刻唯識開蒙跋語』有 「時運遷訛,古疏湮沒」之句。[75]
智旭序重刻『自考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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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惜慈恩沒,疏復失傳」[76]之句。他又於『觀心法要』緣起中說: 「慨自古疏失傳,人師異解,文義尚訛,理觀奚賴。」[77]
以上所說的古疏,究竟是指那幾部書而言﹖依據日本的資料所記,除了以窺基的『唯識述記』二十卷是相宗著作的肝要之外,另有窺基的『掌中樞要』四卷,慧沼的『了義燈』十四卷,智周的『演秘』十四卷,合稱為唯識三箇疏,東京中山書房出版的『會本成唯識論』,即是以述記及三箇疏,會集刊行的一部書。這幾部書未入宋藏、明藏,乃至磧砂藏,而已編入日本大正藏經四十三冊。王肯堂所說的「有疏有鈔」,是不錯的,窺基除了述記之外,尚有『別鈔』十卷,現僅其中的一、五、九、十的四卷,存於卍續藏第七十七冊之中。至於『唯識鏡』究係何書,現仍不知道。
二、明末唯識學者所用的參考資料﹕唐代的唯識疏鈔,究於何時在中國湮沒?不能確知,至少,唐末五代之世,『宗鏡錄』編成之時,那些書籍尚在中國流傳。此後由於何種因素,突然不見了,則亦不能確知。致使明末的學者們無從探索唐代的唯識之學了。是則,明末的唯識學者們,所依據的線索,就非常貧乏了。
王肯堂的『證義』自序云: 「取大藏中大小乘經論,及『華嚴疏鈔』、『宗鏡錄』諸典,正釋唯識之文,以證唯識之義」。所以他不敢自信他的『證義』沒有與慈恩之疏牴牾之處,故不稱『補疏』而名『證義』[78]。
王肯堂序『俗詮』云:「然『開蒙』之作,出於元人,爾時慈恩疏鈔,似猶在也。……(如今)求古疏鈔,已不可得,後閱『開蒙』,及檢『宗鏡』、『華嚴疏鈔』,遇談此論處,輒錄之簡端,於是漸有一隙之明。」
(a)智旭的『觀心法要』緣起云: 「賴有『開蒙問答』,梗概僅存,『大鈔』、『宗鏡』,援引可據,而溯源流,則『瑜伽』、『顯揚』諸論。」[79](b)智旭序重刻『自考錄』又云:「僅散現『大鈔』、『宗鏡』及『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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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稍存線索」[80]。(c)智旭序『合響』亦云:「依『開蒙』為指南,搜『宗鏡』、『大鈔』為證據,溯源『瑜伽』、『顯揚』諸論而成合響」[81]。
通潤的『集解』自序云: 「後披『宗鏡』,始得斬其疑關,抽其暗鑰。從是遍探『楞伽』、『深密』等經,『瑜伽』、『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鈔』。其中凡與此論相應者輒手錄之」[82]
唯識學的方法論書『因明』,也有窺基、慧沼、智周等的唐代古疏,現被編入大正藏第四十四冊及卍續藏第八十六冊。可惜在明末之世,卻與唯識古疏一樣地亡失了。例如:(a)王肯堂的『因明直解』自序云: 「僉曰:此論自奘師以來,稱最奧難曉,況古疏亡失,講下又無傳派,今欲臆決良難」。又云:當時有鎮澄及蘊璞等人的『解』,以之與 「龍樹論與清涼、永明所引『因明疏鈔』語,參互考訂,則所牴牾,亦復有之。」所以他自己的『集解』,是將古疏之被 「散見於諸處,散見於諸處,,猶足發明」,而寫成的。[83]
(b)真界的『因明解』自序,也是他先向金陵的三懷座主請益,又去咨詢燕山的王菴座主, 「兼之摭『清涼疏鈔』、『宗鏡』諸書,集為此解。」[84]
(c)武林大善為明昱的『因明直疏』作的序中說: 「自奘師始譯,永明繼陳,漸爾鮮聞,邈焉垂絕。」[85]
從以上所引諸文,可以明白明末諸家唯識學者,殊足敬佩讚歎,他們不像窺基時代之尚有梵文原典可資參考,並且直接參加過奘師的譯場,論旨文義,較易掌握,而明末諸師,僅憑滿腔悲願,參考搜索,散見於少數典籍中的引文,便從事於註釋的工作,特別像王肯堂的態度,非常謹嚴,決不作臆測方式的所謂聰明解釋。而他們的主要依據,僅是元人雲峰的『唯識開蒙問答』二卷,五代永明的『宗鏡錄』百卷,唐代清涼國師澄觀的『華嚴疏鈔』八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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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楞伽』、『深密』等經,『瑜伽』、『顯揚』等論。
三、不重資料而重實用:正由於能被採用的資料不足,德清與智旭等人,便捨繁從簡,捨文義而重觀行了。例如:
德清的『八識規矩頌通說』,文前有云: 「但窺基舊註,以論釋之,學者難明,故但執相,不能會歸唯心之旨」。所以德清 「以此方文勢,消歸於頌,使學者一覽了然易見。而參禪之士,不暇廣涉教義,即此可以印心,以證悟入之淺深。至於日用,見聞覺知,亦能洞參生滅心數。」[86]
智旭的『觀心法要』凡例有云: 「諸家著述,貴在引證以明可據,未免文義雜糅,不便初機。今領會諸家之旨,自抒淺顯之文,不令句讀艱澀。」又云: 「西域外道,實繁有徒,故破之不得不詳,今彼黨既無,何勞細究?不過借彼,我法二執,以為言端,破之以顯二空真理而已。」更云: 「文字為觀照之門,若不句句消歸自己,說食數寶,究竟何益?故標題曰:觀心法要。」[87]
若從唯識的研究態度而言,德清與智旭的方式是不當的,因他們未見印度唯識學的依據,也不能導使讀者們對印度的唯識學得到正確的認識。若從唯識學的創始目的而言,他們又是對的,因為唯識導源於瑜伽行者,通過定境的認識,對於心及心所法等的分析檢查,以確定修行者的功力深淺。凡是一門知識或學問,演變成繁複的思辨而與實際的生活產生脫節現象時,便會呆滯,或受淘汰。唯識學在印度,曾於西元四至七世紀之間大行其道,想必與修證經驗是相互為用的,到了中國,僅是奘師,基師等的時代,如曇花一現,即歸沈寂﹔民初數十年中,以唯識注重方法,為迎合西方的新科學風潮,又受到不少學者的發掘,不久仍歸於消沈。大概是與學理及實用之間有著若干距離的關係所致。因此,站在純粹唯識學的立場,德清與智旭的作風是應該受批評的,站在唯識出於瑜伽,目的在於修證的觀點而言,不論法相唯識能否與真常的唯心完全配合,像德清、智旭、太虛等的新嘗試,應該是值得鼓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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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末唯識著作一覽表:法相唯識學所依的典籍,雖有六部經典及十一部論典,然在中國唯識學的本身,所重視者則為『成唯識論』、『三十唯識頌』、『二十唯識頌』、『百法明門論』、『觀所緣緣論』、『八識規矩頌』、『因明入正理論』。明末諸師,便沿襲著這樣的路線而寫作。
原書名註釋書名卷數著作者作成年代現存處所
成唯識論成唯識論俗詮十卷明昱一六一一卍續八一
成唯識論集解十卷通潤一六一一卍續八一
成唯識論證義十卷王肯堂一六一三卍續八一
成唯識論音義八卷廣承不明未傳
成唯識論自考錄十卷大惠一六二六卍續八二
成唯識論合響十卷大真一六四二卍續八二
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十卷智旭一六四七卍續八二
成唯識論遺音合響
    補  遺
十卷智素不明卍續八二
   三
唯識三十論唯識三十論約意一卷明昱一六○二頃卍續八三
唯識三十論直解一卷智旭一六四七卍續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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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法明門論百法明門論解二卷普泰一五一一大正四四
卍續七六
百法明門論贅言一卷明昱不明卍續七六
百法明門論論義一卷德清一六一二卍續七六
百法明門論纂釋一卷廣益一六二二卍續七六
百法明門論直解一卷智旭一六四七卍續七六
觀所緣緣論觀所緣緣論會釋一卷明昱不明卍續八三
觀所緣緣論直解一卷智旭一六四七卍續八三
觀所緣緣論釋觀所緣緣論釋記附問答
       釋 疑
一卷明昱不明卍續八三
觀所緣緣論釋直解一卷智旭一六四七卍續八三
因明入正理論因明入正理論解一卷真界一五八九卍續八七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一卷王肯堂一六一二卍續八七
因明入正理論直疏一卷明昱一六一二卍續八七
因明入正理論直解一卷智旭一六四七卍續八七
因明論解一卷王菴不明未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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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解一卷鎮澄不明未入藏
因明論解一卷蘊璞不明未入藏
奘師真唯識量三支比量義鈔一卷明昱不明卍續八七
唐奘師真唯識量略解一卷智旭一六四七卍續八七
八識規矩頌八識規矩補註二卷普泰一五一一卍續九八
八識規矩略說一卷正誨一五八九卍續九八
八識規矩頌補註證義一卷明昱一五○九卍續九八
八識規矩頌解一卷真可不明卍續九八
八識規矩通說一卷德清一六一二卍續九八
八識規矩頌纂釋一卷廣益一六二二卍續九八
八識規矩頌直解一卷智旭一六四七卍續九八
統計八種三十五種一○七卷一七一人一五一一—
一六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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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音義』未完成,『合響』現不單行,然此二書,可從『遺音合響補遺』之中看到其梗概。另有三種未入藏的因明註解,也未見流傳。縱然如此,尚有三十種書計八十六卷的唯識著作,人數之眾多,著作量之豐富如此,後之佛教學者,豈能不加以認真的研究。

四、明末的唯識思想

一、溯源:要了解明末的唯識思想,應先了解『華嚴疏鈔』及『宗鏡錄』兩部書的中心思想。以及元人雲峰的『唯識開蒙』究係說了什麼?
『華嚴疏鈔玄談』卷二說: 「相是即性之相,故行布不礙圓融﹔性是即相之性,故圓融不礙行布。」[88]卷三又說: 「如如來藏,雖作眾生,不失佛性故。(華嚴經)出現品云:佛智潛入眾生心。又云:眾生心中有佛成等正覺。」[89]雖然明知唯識學中,以八識為生滅及涅槃之因,法爾種子,有無不同,故說五性差別,既立識唯惑所生,故立真如常恒不變,不許隨緣。也知楞伽經及起信論等的主張,與唯識家不同,以為八識通於如來藏,隨緣成立,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非一非異,一切眾生,平等一性,所以真如隨緣。這是性相二宗的矛盾處,可是依照華嚴宗教判立場,建立五教差別,唯識是僅高於小乘,而稱為大乘始教,性宗是第三,稱為大乘終教,到了第四,大乘頓教如維摩等經,即已不說法相,唯辨真性,訶教勸離,毀相泯心。而此四教,均非究竟,到了第五,大乘圓教,即是華嚴宗的立場,則唯是無盡法界,性淨圓融,緣起無礙。[90]故說法相法性,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真心與妄心,八識與真如,隨緣不隨緣,根本原是同一法界體性,合則互成,分則雙乖。
『宗鏡錄』的楊傑序云: 「諸佛真語,以心為宗,眾生信道,以宗為鏡,眾生界即諸佛界,因迷而為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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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心是眾生心,因悟而成諸佛」
。這是把真心、妄心合起來看的論調,亦即以圓教的立場,分析無差別中的有差別,有差別實即無差別。該序文又說: 「國初吳越永明智覺壽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因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乃製『宗鏡錄』。……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為鑑矣。」[91]
『宗鏡錄』永明自序有云: 「約根利鈍不同,於一真如(法)界中,開三乘五性。或見空而證果,或了緣而入真;或三祗薰鍊,漸具行門;或一念圓修,頓成佛道。斯則剋證有異,一性非殊。……唯一真心,達之名見道之人,昧之號生死之始。」又云: 「物我遇智火之焰,融唯心之爐,名相臨慧日之光,釋一真之海。」又云: 「遂使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之塵,詮量有據,一心之海印,楷定圓宗,八識之智燈,照開邪闇。……但以根羸靡鑑,學寡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如性窮相表,相達性源。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這些,無非說明了永明的立場,是華嚴圓融觀而以一心統攝性相為主眼的。序中又說到他編『宗鏡錄』的用心及方式: 「可謂搜抉玄根,磨礱理窟,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又說: 「今詳祖佛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引證明。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製之深義,攝略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稱之曰錄。」[92]可見『宗鏡錄』乃是繼承華嚴宗的思想,主唱以一心為終始,以一心圓攝一切法,兼容禪教,融會性相。以一心為宗,統收一切經教,不論生死或涅槃,八識或四智、妄境與真如,均在唯一真心之內,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僅是為了眾生的根性有利有鈍,所以分別說出相和性。
 
『唯識開蒙問答』:此書共二卷,由「宣授懷益路義臺寺住持宗法圓明通濟大師雲峰集」,共計一百四十九題,以問答方式,介紹唯識,復以唯識為中心,介紹通常的佛教教義,乃至討論禪教一致,性相無別,三教同異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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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稱為「集」,表示係集前人著述而未申己見。但他所用資料,未必皆出於唯識系統,例如多次引用楞嚴經,華嚴疏鈔,禪宗語錄,以及維摩、勝鬘等經。以是此書立場,雖在唯識,其體裁以及思想指導,似仍不出『宗鏡錄』的影響。
在上卷的「成唯識義」條下,有如下的問答:(a「問:行其中道為極則否?答:未必。問:何以故?答:若執依圓,還同遍計。……問:如性宗云:二邊莫立,中道不須,安同此義否?答:同。如禪宗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似此義否?答:似。又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明,此亦似否?答:亦似。」(b「問:禪是佛心,教是佛語,焉得同也?答:佛心傳佛語,佛語說佛心,焉得不同。」[93]
上卷的「能所成義」條下,又有如下的問答:(a「問:成立唯識,有何義利?答:我佛法中,以心為宗,凡夫外道,背覺合塵,馳流生死,菩薩改之,故造此論,成立唯識,令歸本源,解脫生死。」(b「問:論者何義?答:教誡學徒,抉擇性相,激揚宗極。」[94]
凡此,皆在表明『開蒙』一書的思想背景,是因襲永明,朔源楞伽,以心為宗,敷衍性相而會法性。
二、明末兩流:明末的唯識諸家之中,大致可分二流。一是專攻唯識而不涉餘宗的,例如明昱及王肯堂二人,可為代表。另一是本係他宗的學者,兼涉唯識的研究者,則其他諸師皆是。雖然明昱及王肯堂,仍不能擺脫宗鏡錄及唯識的影響[95,他們已儘量以唯識的立場,採用唯識系的經論,作為註釋的依據。從功力及內容而言,明末諸家的唯識著述,應以王肯堂的『證義』,最為傑出,無論組織、說明、文辭、尤其是探索義理方面,極富於學術的研究價值。
唯識的唯識學﹕即是以唯識研究唯識的學者,他們未以圓融性相二宗為目標,祇是希望把唯識學的勝義闡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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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佛修行者造福。唯識學主旨在以精闢的論理方法,謹嚴的組織分析,說明內在不動的識性以及外在變異的識相。菩薩即從識相而作重重分析,令眾生按圖索驥,轉識成智,泯相歸性。故說唯識,即是唯心。心有真妄,性有虛實,識有染淨。性宗如果一味重視圓修圓悟,易於形成不知心及心所污染程度,不識心性的真妄虛實,不別自身修證的確切層次,相宗則將心心所法的活動情況,心性的真妄虛實交代清楚,修證層次歷歷分明。若以『俗詮』及『證義』作比較,前者的依據較少,故偶有臆測之見。後者廣讀大小乘經論,雖亦有與窺基等之唐疏有出入之處,大致說來,已經盡了不違唯識之說的全力,乃是一部值得學者們細加研究的好書。
唯心的唯識學﹕即是以華嚴、天台、或禪宗的立場,來研究唯識,雖然同樣竭盡心力,解明唯識的論書,也用唯識系的經論,作為解明唯識論書中的問題,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以唯識學作為他們某一層次上的橋梁或工具,此在明末的諸家中,又可分為四類:
以天台宗為基礎的學者﹕紹覺廣承一系的諸人,皆以天台為背景。例如大惠『自考錄』自序有云: 「(廣承)師三際敷揚,二時慈注,性相台宗,一一傳習,尤慨台相兩宗,久沒其傳。」[96]因此,在他之後,至少有三位與天台有關:(a)大惠於『自考錄』卷十,說明三身三土之處,即用天台的四判教,謂: 「橫論四教,堅則三土,同居四教,方便二教,實報一圓。」又引法華經壽量品句 「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來說明唯識論的 「利他無漏淨穢佛土」[97]句。海幢居士廣顧的『自考錄』後跋,亦說大惠「遍閱台案」[98]。
(b)大真的思想背景,於智旭的『靈峰宗論』卷八之一,說他學習其師廣承的教法,於慈恩、智顗、慧思的宗旨,每多遊刃有餘。
(c)智旭不屬於天台子孫,但他凡釋經論,均依天台的方法,畢生主張教觀並重。例如『觀心法要』的緣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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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頭便說: 「夫萬法唯識,雖驅烏(沙彌)亦能言之,逮深究其旨歸,則耆宿尚多貿貿,此無他,依文解義,有教無觀故也。然觀心之心,實在於教外,試觀十卷(成唯識論)論文,何處不明心外無法,即心之法,是所觀境,了法唯心,非即能觀智乎?」[99]智旭曾作『教觀綱宗』,為後來台宗的入門書。法華廣明本跡,故須立「觀心釋」一科,識論直詮心法,成立唯識道理,即是觀心法門,所以他的註釋,名為『觀心法要』。他的立場已極顯明。
以楞嚴經為基礎的學者:宋以後的性宗諸家,所依主要經論,大致不出圓覺、楞嚴二經及起信論。明末諸唯識學者,除了明昱及王肯堂之外,無不引用此等性宗經論。而以通潤對於『大佛頂首楞嚴經』特具因緣,例如他在『楞嚴合輒』的自序中說: 「予少孤,生於貧里。……爾時乃屬意楞嚴,且私淑天如會解。……丙戌,適無錫華藏啟楞嚴講期,主法者為先大師雪浪。……予始得看經法,自是以後,唯獨坐靜處,案上唯置楞嚴,即胸中、眼角、口吻邊,亦唯置楞嚴,且讀且思……積數年而楞嚴一貫之旨,字字皆契佛心。」[100]然在集解之中,所引楞嚴經文不多,倒是常見起信論的生滅與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義,隨緣義、真如心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義等。[101]
以起信論為基礎的學者:凡是以性宗為立場的,無不重視起信論,起信論與唯識的觀點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唯識論卷九的真如被八識依,既為生死依,亦為涅槃依,但其性淨不受薰,離雜染不隨緣,故待八識轉成四智,方與真如合一。至於起信論的第八識,是生滅與不生滅的和合識,即是如來藏,又名真如隨染緣而入生死,隨淨緣則住涅槃,所以真如是可受薰的。研究唯識的人,當然都知道這點,但他們仍以圓融的觀點,將此兩流,合而為一。此在明末諸師之中。可舉二例如下。(a)德清曾將唯識系的『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頌』,與『大乘起信論』相提並論。他在『八識規矩頌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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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言中說: 「予不揣固陋,先取起信,會通百法,復據論義,以此方文勢,消歸於頌。」[102]又於『百法論義』前言中,盛讚: 「唯馬鳴大師作起信論,會相歸性,以顯一心迷悟差別。」又說:「其唯識所說十種真如,正是對(起信論之)生滅所立之真如耳。是知相宗唯識,定要會歸一心為極。此唯楞嚴所說,一路涅槃門,乃二宗之究竟也。」[103]
(b)智旭的思想,看似非常廣博,實則,其重心亦以楞嚴經及起信論為依歸,尤其對於起信論的推崇,甚至不惜批評了窺基,也指責了宗密[104]。在其所作『起信論裂網疏』的自序中,先斥華嚴宗判唯識論為立相始教,又判中論為破相始教,起信論為終教兼頓之不當。又將起信與唯識的觀點連接起來而主張: 「唯識謂真如不受薰者,譬如波動之時,濕性不動,所以破定之執,初未嘗言有凝然真如也。然則,唯識所謂真,故相無別,即起信一心真如門也;唯識所謂俗,故相有別,即起信生滅門也[105]。」又以起信論與『大乘止觀法門』一書,在思想系統上,頗有淵源,所以智旭的天台宗,每以南嶽慧思及天台智顗並舉,毋寧說他是以起信論與大乘止觀為中心的天台學,故也是以起信論與大乘止觀為中心的唯識學。在『觀心法要』之中,屢以起信論與大乘止觀,作為論證或對比的說明。由此便可了解智旭的思想背景了。
以禪修為基礎的唯識學:宋以後的中國佛教,不論僧俗,亦不論其以任何一宗的研修為專長,他們的出身,大概都與禪寺的禪僧有深厚的淵源。故也可說,明末的唯識學者,均有禪宗的背景,其中最突出的,是憨山大師,所以他的『百法論義』,不為解釋法相,旨在便利參禪用功夫,現舉數例如次:(a)釋「作意」條下,他說: 「故今參禪看話頭,堵截意識不行,便是不容作意耳。」
(b)釋「五遍行」條下,他說: 「其實五法圓滿,方成微細善惡,總為一念。……參禪只要斷此一念,若離此一念,即是真如心,故起信云,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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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釋「行捨」條下,他說: 「以有此捨。令心不昏掉。行蘊中捨者,以行蘊念念遷流者,乃三毒習氣,薰發妄想,不覺令心昏沈掉舉。……故予教人參禪做功夫,但妄想起時,莫與作對,亦不要斷,亦不可隨,蓋撇去不顧自然心安。蓋撇即行捨耳。」
(d)釋「心所」條下,他說: 「此心所法,亦名心數,亦名心跡,亦名心路。謂心行處,總名妄想,又名客塵,又名染心,又名煩惱。……今修行人,專要斷此煩惱,方為真修。楞嚴經云『如澄濁水,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故修行人,縱得禪定,未斷煩惱,但名清水現前,而沙土沉底,攪之又濁。況未得禪定而便自為悟道耳。」此條他是以心所法作為考察禪定功夫的依準,而且主張,悟道須假禪定功夫。
(e)釋「色法」條下,他說: 「內五根,外六塵,通屬八識相分。故參禪必先內脫身心,外遺世界者,正要泯此相 、見二分。……故身心世界不清,總是生死之障礙耳。」[106]
另外,紫柏大師真可曾說: 「性相俱通而未悟達磨之禪,則如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而宛然也。」(卍續藏一二七,九一頁)

五、性相融會的佛教思想

明末的唯識學,既然不能脫出華嚴四祖的清涼疏鈔,以及永明延壽的宗鏡錄的思想影響,也就不能沒有性相融會論的傾向了。從根本佛教或者佛陀的本懷而言,一切的經教理論和生活的律儀,都是為了消解眾生的煩惱而作的方便設施,應病予藥。病有種種,方亦種種,沒有病即不須藥及藥方,也不可執死方而治變病,更不可執一藥方而治眾病。唯識唯性,雖有染淨之諍論,沒有內外之差別。一類人的根性好思辨樂分析,故用唯心識觀,逐層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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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識成智。又一類人的根性好簡潔善直入,故用真如實觀,不用攀緣,直指心源,明心見性。所以唯識偏於相,唯心偏於性,是一體兩面,不是背道而馳。這是性相融會論者的看法,當然不能算不對,釋迦世尊,根本未曾分別性相的不同,性相的分流,是由於後來的祖師們,從對佛法的修證經驗,以及對於經教的認識而作的說明,佛說法門無量,門門皆通涅槃,法法皆是正法,金棒切成數段,段段皆是真金,佛法宜從基礎紮根,再向縱與橫的全面發展,如果強調發展某一種特定的法門,這是宗師的責任,如果能夠顧及全面佛法的普遍發展,那才是大師的胸襟。所以明末諸師中,不乏有遠見的大師,希望佛法不要被宗派的門戶所侷限,而主張禪淨雙修、禪教一致、顯密圓通、性相融會、禪教淨律密並重。這種見解是對的。唯其也有不少紕漏,其流弊所至,乃是雜學、雜修、不知本末、不分先後、不識輕重,故將佛教的正法,弄成支離破碎,修行的結果變為擬神擬鬼的外道邪魔。所以大師不常出世,如果不是大師,但能專弘他的所長的一種正統的法門,比較安全。
現在,將明末諸師的性相融會之說,例舉數條如次:
一、一雨通潤的『集解』自序,開頭就說如來的一代時教,雖然由於適應不同的根機而設不同的法門,歸結亦不出性相二字。性是不生滅、無來去、離四句、絕百非,即是楞伽經的「寂滅一心」,也是楞嚴經的「清淨覺性」。所謂相,即是此一清淨覺性中的瞥爾不覺,流而為識,結而為色。又說: 「見性雖不在相,實由徹相以見性,是則相宗為見性之明燈。」[107]
二、我雖將王肯堂列為唯識的唯識學者,但他畢竟是紫柏大師的弟子,故其『證義』自序中,也說: 「曰一心之德名為真如,真如具有不變隨緣二義,心不變之心,言一不可得,況有八(識)乎?言隨緣之心,言八萬四千不足以盡之,乃以八(識)為支離哉?夫真心即事即理,即相即性,即空即色,即智即如,即圓融即行布,即真如即生滅,所謂一法界也。迷一法界而宛然成(性相之)二矣。」[108]此中的「真如隨緣」,是性宗的立場,「即相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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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圓融行布」,也是性宗立場的融會論調。
三、憨山德清的『百法論義』中說:「嗟今學者,但只分別名相,不達即相即性歸源之旨,致使聖教不明。」
四、達觀真可的『唯識略解』中說: 「八識四分,初無別體,特以真如隨緣,乃成種種耳,夫真如隨緣之旨,最難明了,良以真如清淨,初無薰染,如何瞥起隨緣耶?於此參之不已,忽然悟入,所謂八識四分,不煩少檢,唯識之書,便能了了。……是以有志於出世而荷擔法道,若性、若相、若禪宗,敢不竭誠而留神哉!」[109]又於『紫柏尊者別集』卷一所見,他說: 「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圓滿﹔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110]
五、雲棲祩宏的『竹窗隨筆』論「性相」條下,曾說:「相傳佛滅後,性相二宗學者,各執所見,至分河飲水,其爭如是。……性者何?相之性也,相者何?性之相也,非判然二也。」
六、蕅益智旭在二十五歲時代,即已悟得性相融會的道理,他的理論根據,是從『占察善惡業報經』發現的,唯心識觀及真如實觀的兩種觀法。故在「教觀要旨答問十三則」一文中,他說:「唯心是性宗義,依此立真如實觀。唯識是相宗義,依此立唯心識觀,料簡二觀,須尋占察行法。」[111]又在他的「刻占察行法助緣疏」中說:「此二卷(占察善惡業報)經,已收括一代時教之大綱,提挈性相禪宗之要領。」[112]又在『觀心法要』的凡例之中,聲稱: 「性之與相,如水與波,不一不異,故曰性是相家之性,相是性家之相。今約不一義邊,須辨明差別,不可一概儱侗;又約不異義邊,須會歸圓融,不可終滯名相。」[113]
性相二字,本無定界,以此二字,可表同一意義,例如解深密經說的遍計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在楞伽經則稱為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所以性相不妨互用。圓成實相或圓成實性,都是指的清淨不變的道理真實或真如,遍計所執相或遍計所執性,都是指的虛幻雜染的妄見,依他起相或依他起性,都是指的世俗真實或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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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不用鼓吹性相融會,性相本來無別。不過唯心論者主張的性相融會,是以性為諸法實體,相係諸法現象而言。性宗的唯心論者的立場,實相無相,故空,相宗唯識論者的立場,三性三無性,故亦空。楞嚴經的徵心不見心是空,唯識三十頌的不住唯識性也是空。可是,性宗的真空是在肯定妙有,護法系的唯識宗,親證法性無所得時,是無疏所緣緣的影像相,仍有親所緣緣的真如體相。結果,不論說性說相,最後還不是沒有。所以性相二系有其共通之點,融會之說當然可以成立。雖然性相融會論者的著眼點,不在於此,而在先把性相當作一內一外,一真一妄,一實一虛地對立起來,然後泯相歸性,導相入性。視相為事而視性為理。在圓教的立場,事理圓融,乃至事事無礙,所以性相融會。

六、結論

本文的最早寫作動機,是在筆者撰作博士論文的時代,於卍續藏中接觸到了不少有關明末諸學者的唯識觀點及其著述,當時因非論文的主題範圍,所以擱置下來,一九八二年八月國際佛學研究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Buddhist Studies)在倫敦召開,要我去發表論文,所以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先以中文撰成此稿,正好可供我佛學研究所『華岡佛學學報』刊用,英文譯稿則交國際佛學研究會。筆者未有任何創見,只是將資料研究整理,提出一個概要,以備他日再作進一步的探索。
一九八二年五月廿九日完稿於紐約禪中心
[1] 『雜阿含經』卷十二。大正藏二,八五頁下。
[2] 『雜阿含經』卷十二。大正藏二,八四頁中云:「謂此無故,六識身無,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無。此無故,無有當來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3] 另參考印順法師的『性空學探源』第二章「阿含之空」。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初版,六十二年重版,編入『妙雲集』中編第四冊。
[4] 『雜阿含經』卷十二。大正藏二,八五頁中。
[5] 另參考印順法師的『唯識學探源』上編「原始佛教的唯識思想」。民國三十三年初版,五十九年重版,編入『妙雲集』中編第三冊。
[6] 『異部宗輪論』介紹大眾部及其分支中的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的四部的共同觀點內,曾說到:「心性本淨,客塵煩惱之所雜染,說為不染。」大正藏四九,一五頁下。
[7] 聖嚴的『世界佛教通史』上冊一七一頁所舉,有: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大法鼓經、勝鬘經、無上依經、大乘涅槃經、解深密經、入楞伽經、以及未曾譯成漢文的大乘阿毘達磨經等。論書則:有佛性論、寶性論、起信論。大佛頂首楞嚴經、圓覺經亦可列入。
[8] 天台圓教的立場,以為真如的理性,本來具足迷悟諸法,稱為理具﹔又因為真如有隨染緣的可能,故也本來同時具足一切法相,稱為事造。故在眾生的一念妄心之中,也即具足凡聖諸法。因為妄心無自性,以理性為性,故名性具。
[9] 法藏的『華嚴探玄記』卷十六,釋本經「寶王如來性起品」時,有云:「初相分者,性有三種,謂理、行、果。起亦有三,初謂理待,了因顯現,名起;二行性,由待聞薰資發,生果名起;三果性起者謂此果性,更無別體,即彼理行兼具修生,至果位時,合為果性,應機化用,名之為起。是故三位,各性各起,故云性起。」又說:「染淨等法,雖同依真,但違順異故,染屬無明,淨歸性起。問染:非性起,應離於真?答:以違真故,不得離真。」又說:「以染不離真體,故說眾生即如等也。……若約留惑而有淨用,亦入性起收。問:眾生及煩惱,皆是性起否?答:是。」又說:「此圓教中,盧舍那果法,該眾生界,是故眾生身中,亦有果相,若不爾者,但是性而無起義。」故知性起是華嚴宗圓教立場看一切染淨凡聖諸法,無一不從性起,性即真理,又名為如。(大正藏三十五,四○五頁上─下)
[10] 「見性成佛」一語,見於六祖壇經的「機緣」章,介紹大通和尚所示的意見謂:「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六祖慧能對於大通和尚的批評是:「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存有知見,所以未得究竟,「見性成佛」這椿事的本身,仍是有的,在六祖之前已有人用,六祖之後,仍有人用,所以此語已成為禪宗標誌。此「性」,即是佛性、真如、一真法界。
[11] 雲棲祩宏『彌陀疏鈔』卷三云:「一心不亂,亦有事理。」又云:「執持名號,還歸一心,即理一心。」卍續藏經三三,四四一頁下至四四二頁上。
[12] (a)天台宗講的空假中的三觀,以空為基礎。如來藏系統的諸家,稱真空妙有。故但講空時,即被視為方便說。
(b)參考法舫法師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第三章。香港大乘法寶出版社,一九六○年。
[13] 由窺基大師註釋的則為:成唯識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論、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阿毘達磨集論、辨中邊論、觀所緣緣論、顯揚聖教論、異部宗輪論,以及因明入正理論。而基師的全部著述,共有四十一種百六十六卷,範圍極廣,然以唯識為主。
[14] 收於卍續藏九八冊,四一五—五一二頁。
[15] 王肯堂序『成唯識論集解』。卍續藏八一,三○三頁上。
[16] (a)大正藏四八,四一六頁下。
(b)中國大乘佛教之中,雖三系皆備,通常都以法相宗稱唯識,以法性宗稱三論宗以外的其餘諸家。
[17] 卍續藏九八,五一三頁。
[18] 卍續藏八一,三○三頁上。
[19] 卍續藏八二,七○九頁上。
[20] 卍續藏八二,九一至九二頁。
[21] 同上九二頁。
[22] 『新續高僧傳第四集』(以下簡稱新續僧傳)卷六,九至十頁。此書係為喻昧菴編,臺灣琉璃經房中華民國五十六年重版。
[23] 前書卷七,六頁。
[24] 卍續藏六一,五五九頁上。
[25] 卍續藏八九,一○五頁上。
[26] 卍續藏八七,一○三頁下。
[27] 『新續僧傳』卷六,「圓瓏傳」。
[28] (a) 現被收於卍續藏第七一冊。
(b) 現被收於卍續藏第九○冊。
(c)現被收於卍續藏第九七冊。
[29] 卍續藏八一,六頁上。
[30] 『成唯識論俗詮』自序云:「成立宗因,精研相性,導引多方,終歸唯識,漸亡百計,始悟玄猷,即彰五位,使知趨進。」卍續藏八一,七頁上。
[31] (a)王肯堂序『俗詮』,卍續藏八一,三頁。
(b)明昱自序『俗詮』,卍續藏八一,七頁。
(c)『成唯識論證義』王肯堂自序云:「俗詮之作,吾嘗預商訂焉,及其刻,則從與不從,蓋參半焉也。」卍續藏八一,六四六頁下。
[32] 卍續藏八一,一頁上。
[33] (a) 『成唯識論觀心法要』首卷,卍續藏八二,三九三頁上。
(b) 『重刻成唯識論自考錄序』,靈峰宗論卷六之三。
[34] (a)『別集附錄』撰於紫柏大師寂後三十二年,即是一六三五年。
(b) 『新續僧傳』撰於一五二三年。
[35] 『集解序』。卍續藏八一,三○三頁上。
[36] 『俗詮序』。卍續藏八一,二頁下。
[37]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自序,卍續藏八七,一○五頁。
[38] 『唯識略解』。卍續藏九八,五八一頁上。
[39] (a)『圓覺經近釋』六卷,卍續藏十六冊。
(b) 『楞嚴經合轍』十卷,卍續藏廿二冊。
(c) 『楞伽經合轍』八卷,卍續藏廿六冊。
(d) 『法華經大竅』八卷,卍續藏五十冊。
(e) 『起信論續疏』二卷,卍續藏七十二冊。
(f)『成唯識論集解』十卷,卍續藏八一冊。
[40] 王肯堂作『集解』序,卍續藏八一,三○三頁下。
[41] 卍續藏八一,三○四頁上。
[42] 『靈峰宗論』五之三卷三四頁。
[43] 卍續藏僅收洪恩的著述『般若心經註』一種,卍續藏四十一冊。
[44] 玉溪菩提菴聖行『敘高原大師相宗八要解』云:「余因憶昔白下雪浪恩公,演說宗教,特從大藏中錄出八種示人。」卍續藏九八,六八五頁上。
[45] 見卍續藏十六冊及三十六冊。
[46] 『憨山大師夢遊集』卷五十三,『自序年譜實錄』卷下。卍續藏一二七,九五八頁上。
[47] 卍續藏九八,五八三頁上。
[48] 卍續藏七六,八六○頁上。
[49] 卍續藏八二,九二頁上。
[50] 真貴作有『仁王經』科疏、懸譚等,收於卍續藏九四冊,自稱為『賜紫玉環比丘蜀東普真貴』,又稱『嗣賢首宗第二十五代』(卍續藏九四,八五七頁)。另著有楞伽、唯識、藥師、圓覺等註。(卍續藏九四,一○七三頁)。
[51] 『新續僧傳』卷七,六頁B
[52] 『靈峰宗論』卷八之一。
[53] 『靈峰宗論』卷八之二。
[54] 智旭著『成唯識論遺音合響序』。『靈峰宗論』卷六之三。
[55] 『成唯識論證義』自序,卍續藏八一,六四六頁下。
[56] 以上兩則取自『成唯識論俗詮』之王肯堂序。卍續藏八一,二頁下及三頁上。
[57] 『成唯識論集解』之王肯堂序。
[58] 『新續僧傳』卷七有鎮澄傳,曾與憨山,妙峰結隱五台,有因明、起信、永嘉集諸解,行於世,萬曆丁巳寂,世壽七十有一。
[59]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王自序。卍續藏八七,一○五頁。
[60] 『證義』自序云:「俗詮之作,吾嘗預商訂焉,及其刻,則從與不從,蓋參半也。『集解』之見,與吾合處為多,而不合處亦時有之。吾見之未定者,不敢不捨而從,而吾見之已定者,亦不敢以苟同也,此『證義』之所以刻也。」卍續藏八一,六四六頁下。
[61] 『憨大師夢遊集』卷五十四,卍續藏一二七冊。
[62] 卍續藏七六,八六○頁下。
[63] 參考聖嚴著日文本『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一三二—一四○頁。
[64] 『靈峰宗論』卷六之三。
[65] 見本文第五四註。
[66] 卍續藏八二,三九三頁上。
[67] 『觀心法要』緣起。卍續藏八二,三九三--四頁。
[68] (a)『夢遊集』卷五十四,有「述百法直解」。卍續藏一二七冊。
(b) 憨山老人手批『百法纂釋』,有「則取直解」句。卍續藏七六,八六○頁上。
(c)憨山老人手批『八識規矩頌纂釋』,有「參以直解」句。卍續藏九八,五九三頁上。
[69] 周敦頤、程頤、程灝、張載、朱熹等五人,合稱為宋之五子。
[70] (a)起信論說:「心真如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以心本性,是不生不滅相,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大正藏,三二、五八四頁下。
(b)圓覺經說:「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大正藏一七、九一三頁中。
(c)楞嚴經卷三說:「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大正藏十九,一一四頁上。卷四又說:「富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週遍法界。」大正藏十九,一二○頁下至一二一頁上。
[71] 王肯堂序『唯識集解』。卍續藏八一,三○二頁下。
[72] 王肯堂『唯識證義』自序。卍續藏八一,六四六頁上。
[73] 卍續藏八一,二頁下。
[74] 卍續藏八一,六四五頁上。
[75] 卍續藏九八,四一五頁上。
[76] 『靈峰宗論』卷六之三,十七頁。
[77] 卍續藏八二,三九三頁上。
[78] 卍續藏八一,六四五頁上。
[79] 卍續藏八二,三九三頁上。
[80] 『宗論』卷六之三,一七頁。
[81] 『宗論』卷六之三,二三頁。
[82] 卍續藏八一,三○六頁上。
[83] 卍續藏八七,一○五頁上及下。
[84] 卍續藏八七,一○四頁上。
[85] 卍續藏八七,一三五頁上。
[86] 卍續藏九八,五八三頁上。
[87] 卍續藏八二,三九三頁下及三九四頁上。
[88] 卍續藏八,三九六頁下。
[89] 卍續藏八,四一九頁下。
[90] 參考『華嚴經疏玄談』卷五。卍續藏八,五○五頁上至五一七頁下。
[91] 大正藏四八,四一五頁上。
[92] 大正藏四八,四一五頁下至四一七頁上。
[93] 卍續藏九八,四二二頁下至四二三頁上。
[94] 卍續藏九一,四二三頁上至下。
[95] 『俗詮』卷一及『證義』卷一,均照抄『開蒙』所說:「我佛法中,以心為宗,凡夫外道背覺合塵,馳流生死,菩薩改之故造此論」。以說明唯識論的成立宗旨。其實,「以心為宗」是宗鏡錄的立場,「背塵合覺」則出於楞嚴經卷四。而至於窺基的『述記』卷一,乃謂:「諸愚夫類,從無始來,虛妄分別因緣力故,執離心外定有真實,能取所取。如來大悲,以甘露法授彼令服,斷妄狂心,棄執空有,證實了義。華嚴等中說一切法,皆唯有識。……故此即以唯識為宗。」卍續藏七七,三頁下。
[96] 卍續藏八二,九三頁上。
[97] 卍續藏八二,三八九頁下及三九○頁上。
[98] 卍續藏八二,三九二頁上。
[99] 卍續藏八二,三九三頁上。
[100] 卍續藏二二,二七二頁上至下。
[101] (a)『集解』卷三,卍續藏八一,三九九頁上。
(b) 『集解』卷十,卍續藏八一,六三六頁下。
[102] 卍續藏九八,五八三頁上。
[103] 卍續藏七六,八五一頁下。
[104] 智旭的『儒釋宗傳竊議』:
(a)評窺基曰:「靈山道法,恐未全知,無怪乎唯識一書本是破二執神劍,反流為名相之學。」
(b)評宗密曰:「則是荷澤知見宗徒,支離矛盾,安能光顯清涼之道。」宗論卷五之三。
[105] 大正藏四四,四二二頁下。
[106] 以上五例均見於『百法明門論論義』。卍續藏七六,八五三頁─八五七頁。
[107] 卍續藏八一,三○四頁下及三○五頁下。
[108] 卍續藏八一,六四五頁上至下。
[109] 卍續藏九八,五八○頁下及五八一頁上。
[110] 卍續藏一二七,九一頁下。
[111] 『宗論』卷三之三。
[112] 『宗論』卷七之三。
[113] 卍續藏八二,三九二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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