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識五義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劉宇光（資料圖）

菩薩在線佛訊 2012年底，筆者曾指出，當代中國學界佛教研究的其中一類時下「範式」，是將四十年前以階級仇恨為綱，「改進」為以種族、國籍及膚色仇恨為綱，來設定學術優劣孰是的區分標準（注1）。稍後在2013年夏，筆者以佛教研究具體領域之一的唯識學為實例（注2），示範該等以國族意識形態為綱的中國佛教研究「範式」，是如何被自己閉門造車的見解所蔽，從而導致對華文學界佛教哲學研究現狀的基本認知，出現災難級偏差（注3）。然而，才旋踵不數年，筆者當年預言中國佛學界的前述獨特現象，近月超額再次應驗於中國的一群佛教學者身上，為《幽靈》一文所觀察現象作出更新的註解，亦為當年《幽靈》一文添上四年後的補篇。

2016年10月29～30日，一批漢傳佛教的僧、俗人士聚於江蘇無錫惠山寺，舉行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的論壇，聲稱印順法師倡議「大乘非佛說」，並以對之展開「批判」作為論壇主調。由於論壇部分論者始之以獅子蟲、失道者、壞道者等宗教辱罵的標籤，終之以親西方、親日、反華、去中國化、逢迎台灣土著等另一系列政治抹黑的標籤，再轉而暗示法師情傾台獨，來「定性」印順法師的佛學觀點與研究方法，乃至對印順法師在五零年代曾被台灣國民政府政治迫害一事的遭遇，表現幸災樂禍的極大雀躍，凡此皆在中國的僧團和僧學院引發強烈爭論。

筆者對印順法師在佛教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非常尊敬（注4），但個人無論在宗教或學術的方向與觀點上，皆與印順法師本人並無直接關係（注5），亦不認為印順法師的佛學觀點在具體議題上，一定就不無可再議之處。但即使對其觀點有所商榷，有常識的人是不會把理性討論和不擇手段的人格侮辱混為一談。筆者作為世俗社會公立大學的學者，特別注意到惠山論壇與會名單上，學界幾乎是僧侶的三倍，除了少數例外，其餘皆多屬強烈仇恨印順法師的思想學問一類，而前述用於仇視印順法師的兩組標籤，即出自熱心促成是次論壇的這群中國學者之手。

這群自認理直氣壯，下文以「惠山眾」（注6）作稱謂的中國學者，對印順思想扣上前述兩組標籤或帽子，並作出集體立場的公開宣示，這些標籤的仇恨情緒所反映的，已經不只是個人學格問題，卻是代表了當代中國的佛教智識人的其中一類時代精神（Zeitgeist）。所以筆者在此關注的不是他們與印順法師之間，在具體學術觀點上的異同或何者更合理，反而是據這些中國學者的公開文字，觀察當代中國佛教知識人的一類時代精神。

要討論「惠山眾」的觀點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雖然他們確實多任職於中國學界，但單看其文字，除了仇恨語言外，既沒有論證的陳述，更遑論學術的審慎鋪排，所以與其探討「惠山眾」本身有什麽完整的系統觀點，倒不如把「惠山眾」理解為一面哈哈鏡，折射出當代中國佛教知識群體的其中一類精神面貌。

「惠山眾」的問題意識部分是源於對佛教義理之學的未有長促發展，形成強烈的焦慮與危機感。從「惠山眾」的角度出發，這一焦慮是由兩項兼具正、反方向的預設所形成。這兩項預設是：一，佛教是一個自足的整體。二，佛教社群是佛教體系的指名財產繼承者，所以佛教社群在詮釋佛教解行體系上，理應擁有特有的優先權，而且最好是唯一發言人。此二預設的反面閱讀則是：一，如果不是對佛教的思想體系作所謂「整全的」閱讀，卻只是據現代學術的問題意識，抽出其中部份作研究，讓佛教義理陷身「支離破碎」不成體系，則是在破壞佛義。二，沒有佛教信仰的學人，站在佛教以外，用非佛教，且是「西方的世俗學術標準」來研究佛義，讓佛學淪於「外道」手，嚴重威脅佛教的純粹性。

佛教作為一系列文化甚或是文明體系，對此的繼承與詮釋，不單止在佛教內，其信解行證是多元的，在智性的繼承上更應是多元的，其中即應該包括非佛教徒的研究。尤其在現代世俗社會的政治、社會、文化、教育及學術環境與制度中，本來就接納包括宗教教義在內的傳統思想，是可以坐落在完全不同的研究機構與制度中，讓抱有不同目的與視野，背負不同知識條件和研究模式的知識社群展開各自的研究，形成不同的知識體系，其研究目標、淮則、受眾、負責對象及條件等各異，互不從屬（注7）。這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與知識環境，即使是僧界知識人也是會同意的健康狀態。而不同型態的研究之間，所撐起的良性學術張力和空間，乃至健康的知識競爭，更成為彼此學習，共同成長的基本條件與基礎。

所以在正常的狀態下，教界僧團與學界的研究不單各有傳承，且亦能共同成長。但「惠山眾」的仇恨言論所表達的卻是：不求相互砥勵的良性成長，但求玉石俱焚的惡性沉淪，與其認真競爭比文明進步，不如潑皮鬥爭比野蠻退步。自己沒有能力得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成事，所以大陸佛教未能勝任的，台灣佛教也不容成事；佛教團體未堪竟功的，學界也不容置喙。

這無疑是以怨恨、嫉妒及挑撥為尚，來塑造漢傳佛教虛假的兩岸對立，甚至企圖將大陸眾多仍然誠懇謙虛，實事求是的學僧挾持為人質，陷其於不義，幸包括北京的中國、閩南、杭州等多所主要佛學院諸多學僧師生不恥煽動兩岸佛教對立仇恨之所為，而史無前例地發動大規模聯署抗議，表明態度。

再者，惠山眾又指控，印順法師在研究方法上，引用所謂世俗學術的研究成果是在瓦解大乘佛教的神聖性云云，筆者在此姑且先暫擱何謂「大乘佛教神聖性」不議，回過頭來思考在所謂神聖與世俗是兩種截然不應有交集，因而視二者不能相互參考的知識預設背後，到底有什麼盲點。其實從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宗教與世俗兩種知識的定義、範圍、界限及彼此關係一直在演變。雖雲宗教通常都會對其所持守的「真理」作神聖性的聲稱，但對大部分正視人類常智的佛學傳統而言，宗教與世俗兩種知識其實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且雙方關係常作更新，而不會輕取將二者視作完全對立不融的極端立場。傳統佛教社會的知識體系歷來皆包括諸多佛教文明內的世間（loka）知識，典型例子是大乘佛教的五明處（注8），佛教本來就不會從原則上抗拒宗教以外的其他知識。

在亞洲佛教和現代文明相遇的早期階段，佛教有一部份傳統宗教精英曾階段性地一度對現代文明懷有強烈敵意，十九世紀後期的上座部（注9）和藏傳佛教（注10），都曾以「現代文明」乃「世間知識」，故不應與佛義混合為由，堅拒對話，甚至作出帶有強烈敵意的極端對抗，但其真正原因並不在它是世俗的（secular）或世間的。

當有人以「世間知識」為藉口，認為佛教可以拒絕與其他價值和知識系統的交流對話之要求時，這「世間知識」一詞往往只是個其內容隨需要與脈絡而異，作貶義概念來應用的主觀標籤，用於迴避特定佛教群體不敢正面面對，並將對方列入拒絕往來戶（unfriend）名單時的掩飾辭。這與其說只因為它是世俗，倒不如說它是代表著特定佛教群體認為，超出其應對能力之外的另一個價值與知識系統之「威脅」而已。

惠山眾的類似反應，亦無異於那以後腿奮力踢起漫天塵土，貌似壯烈抗拒，但把小小的腦袋塞埋沙堆，便以為解決了挑戰的傻瓜鴕鳥。不分青紅皂白地抗拒現代世俗知識與價值，佛教不見得就能成功逃避包括學術在內等源自西方的現代文明之挑戰，毋寧只會與社會更益脫節。何況前述上座部與藏傳對現代文明所作，結合張勳式復辟和義和團式對抗的聯合行動，其實已是十九世紀末的陳年舊事，而不是如惠山眾般，發生在廿一世紀的中國。

至於惠山眾的所謂「中國化」的佛教，這其實又是一個產生戲論式二律背反的虛假命題。在此姑且不論「惠山眾」提出所謂「中國化」之餘，又同時標舉前文的宗教、世俗二類知識或價值的勢不兩立，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其實是兩個相互衝突的立場。即使單是「惠山眾」再三強調的所謂「中國化」，其定義與理解，特別在佛教的脈絡，即矛盾重重，讓人覺得強烈不安，因為當中充滿省籍、種族、宗派，甚至是性別的仇恨與歧視。

這個仇恨系統是以漢傳佛教為第一輪「審查」範圍，循省籍與宗派之線索展開社群挑撥。首先被點名公然作省籍敵視的，是台灣系的漢傳佛教。其次，惠山眾認為唯有禪宗才是「真正的」中國佛教，同屬漢傳的其他系統，亦在宗派歧視下被排斥掉。就更遑論與漢傳一樣，原生於中國國境的藏傳，亦被惠山眾的種族主義，歧視為不屬「中國」一環。最後，就更遑論周貴華先生在社科院的同事鄭筱筠教授近年投注全部心力作學術耕耘的雲南傣族上座部，即鄭教授筆下反覆提及，雲南的「中國南傳佛教」也與藏傳一樣，被惠山眾排斥在「中國」之外。

惠山眾也不忘對西方的知識與理性傳統，表達其仇視。但筆者不認為需要在此費唇舌討論惠山眾的西方文明觀，其對西洋理性傳統之理解及所謂「批評」，不單膚淺簡陋，充滿偏執和低級錯謬，幼稚而在人文學科的常識上近乎無知，基本上是連當有啟發性反例的標準都沒辦法符合。

歷經四十年，中國佛教知識人的論學標準，終於由階級仇恨「改進」為國族仇恨，這次惠山眾則進一步由「仇外」兼而「仇內」，對同屬佛教的諸多傳統，以省籍、宗派、種族等為標準，展開剝洋蔥式層層遞進的不斷仇恨、歧視及排斥，這種自製危機、假傳衙旨、煽動仇恨、政治抹黑、虛發警報，再虛拆假彈，確使部分學人既有的國族仇恨式論學標準更臻「完整」。扣除了仇恨、仇恨和仇恨，過了好一整個繞迥，中國有部份佛教知識人還在堅持以「仇恨」作為生命與學術的動力燃料。

筆者不禁慨然要問的是：對惠山眾這一類中國的佛教知識人來說，其「時代精神」所真能臻達的，到底是其仍在坐言的「完整佛教」？還是其早已起行多時的「完整仇恨」？難道這就是佛教「中國化」應走的現代坦途？

注釋：

注1：劉宇光撰《一個徘徊在中國學院佛學研究上空的幽靈》，趙文宗和劉宇光合編《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文集》(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2年11月），頁24-65，尤其頁53-60；中國版重刊於《中西哲學論衡》第一輯（上海書店，2013年3月），頁86-113，尤其頁108-112。

注2：Lawrence Y.K. Lau (劉宇光), 「Chinese Scholarship on Yogācāra Buddhism since 1949」, in Ulrich T. Kragh (ed.), The Foundation for Yoga Practitioners: The Buddhist Yogācārabhūmi Treatise and Its Adaptation in India, East Asia, and Tibet (Michael Witzel ed.,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 75,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Studi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13), pp. 1092-1165, 尤其pp. 1093-1099.

注3：所謂「災難級偏差」是指這類動輒訴諸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國學者，侃侃高談華文學界的唯識研究現況時，完全無視1949年後高達73%的研究是出自海外華文學界而絕口不提，見劉宇光撰《漢語學界唯識學研究一甲子回顧：1949-2011年》，中山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編《漢語佛學評論》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頁170-252，尤其頁172-182；重刊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復旦文史專刊之七》，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8月），頁110-177，尤其頁111-119。同文2017年修訂版，即將刊於江燦騰、張珣編《台灣佛教學者與台灣道教學詮釋者：研究精粹主題合集》中卷（台北：中央研究院）。

注4：印順法師在佛教學術上的貢獻與影響，或直接或間接惠及華文和國際的學、教二界，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法光法師（K.L Dhammajoti）是飲譽國際佛學界的部派佛學專家，他在其著作中，即公開表達過對受惠於印順法師學問和感召的深刻感謝。印順法師的佛教研究，無論在主題的多元、部佚規模、領域開創、對疑問的自我反覆思量、立論的抉擇、對後學的影響，乃至為學態度的精純如一等，皆有目共睹，不必在此冗述。

注5：筆者從事的主要是玄奘為主要代表的東亞系有相唯識和藏傳宗喀巴中觀兩個大乘思想體系的哲學研究，此外亦兼治東南亞上座部佛教在現代的衝擊下與國家政權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與印順法師學術交迭不特別多。但筆者有拜讀過法師四零年代以來的絕大部份學術著作，獲益匪淺，但無論在研究領域與方向上，乃至學術觀點上，並不算專門宗奉印順法師，也並非無保留地接受其所有學術觀點，個人甚至不太習慣使用時下教界以「導師」一敬詞尊稱法師，但這一切完全無減筆者對法師在學術與宗教踐行上巨大貢獻的尊敬。

注6：為便行文，下文姑且以「惠山眾」一詞代表在論壇中，以上述宗教與政治二組有人身攻擊含意的標籤來稱謂印順法師的一類與會者立場，乃至其場外和場後的和議聲音。但這詞不包括拒絕前述標籤的與會學人。

注7：其中可大分為兩種最主要的研究型態，一者以發展維持宗教傳統所需知識體系為務，與宗教組織直接相關的義學研究（theology），在佛教的脈絡，最典型即時下在國際學界上被稱為經院佛學（Buddhist Scholasticism）的諸多傳統案例，這類體系同時是佛教傳統僧伽教育之所在，所以據認信的局內者角度，對解行教理作教、研上的詮釋，是理所當然的。另一者是現代世俗社會學術機構的學術性佛教研究（Academic Buddhist Studies）或佛教學（Buddhology），循包括古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標準所建立。

注8：以大乘佛教五明處為例，即使只是因明與內明，二者關係的性質亦歷經起碼三種不同模式，其中一個，而且也許是最後才成立的模式，即視知識論的提問，或承認因明量論在修道或解脫理論當中的核心角色，是確保神聖性不能乖離人類基本常智。

注9：例如早期現代泰國上座部僧團曾經因為引入英文、生物學、西方數學等世間知識（泰文wicha thang lok），而一度引發違戒與否的激烈爭論和對抗。

注10：民初藏傳佛教格魯派大寺在甚至發生僧兵（rdab rdob）為了制止現代知識與英文的散播，以武力襲擊在拉薩英語學校學習英文和現代知識的藏族子弟。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陆上空徘徊！
(博讯2006年1月06日)

1848年，德国一个思想者在妓院上面的小阁楼奋笔疾书，写出了一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宣言》以震撼的语言开门见山地宣称："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徘徊......"如今，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幽灵早已经魂飞魄外、寿终正寝了，可是一直徘徊在中国大陆上空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却仍然死死缠绕着十三亿中国人，把中华民族引向未知的深渊......

共产主义的幽灵被马克思释放出来后，在欧洲大陆上空很徘徊了一阵子，最后只能在欧洲大陆的边缘--苏联和东欧找到了投胎地。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纯粹建立在一位哲学工作者的思想和理想之上的制度，这使得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苦苦支撑了八十年，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土崩瓦解，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被人民彻底铲出了他的家乡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
(博讯 boxun.com)

尽管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理论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很少有人否认：作为一种理论和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有可取之处，但作为一种建立国家的主义，作为一种统治国民的意识形态，不但荒唐可笑，而且可悲。

《共产党宣言》诞生后的一个世纪，用共产主义理论和理想武装自己号召人民起义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中国政权，从此以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的共产主义的幽灵飘落到中国大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用共产主义理想说服号召人民也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其打富济贫，反抗剥削，要求平等的理想是吸引人的。当时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政府腐败，知识分子迷茫彷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期盼一个公平、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就不足为奇了。就在马克思在德国写《共产党宣言》的前几年，中国的一个叫洪秀全的年轻人做了个梦。在梦中，他看到了一个平等的没有剥削、耕者有其田的天国，醒来后，他创立了"拜上帝教"，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崭新的太平的天国。于是人民纷纷响应，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中国。

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诞生在同一时间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比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哲学思想更先进。两者都主张平等，反对剥削，耕者有其地。而且，在马克思主张天下为公（也就是天下都是共产党的）的时候，洪秀全还根据国情，提出每家可以有"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可见，洪秀全还比较通达，留下了些资本主义的尾巴。

洪秀全的理论集中反映在太平天国的建国大纲《天朝田亩制度》里，在那本书里，真可谓"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可是结果如何？靠这种理想主义的理论和口号激励人民而一度占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比历朝封建王朝更加腐败，更加无耻。

如果以史为鉴，中国人民应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另一种太平天国运动，是由洋人用洋文写出来的。然而，残酷的现实，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终于能够以一百年前的马克思写的一本书为理论武器，夺取了全国政权。

自从1949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开始在中国大陆肆虐，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八亿优秀炎黄子孙的中华大地被一个德国人的共产主义理论和他的继承人毛泽东思想残酷折磨和虐杀了整整四十年，以致到后来，中国人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中国也变成了西方的马克思和古代封建暴君相结合的混血杂种。

最后靠一个矮个子老人邓小平以两只猫的理论化解了这种虐杀，拨乱反正。中国人暂时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25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然而，政治危机在加深，贪污腐败无处不在，社会矛盾激化，人民的道德水平一落千丈--究其原因，仍然是共产主义幽灵惹的祸。

邓小平上台后，实行所谓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进步。中国这些年的经济成绩举世瞩目，不可否认。可悲的是，这种经济上的进步，又被共产党作为
"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中国人民富裕"的新宣传。只是，他们恰恰忘记了，中国正是在经济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教条才取得了这些进步。苏联和东欧直到瓦解，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从反面证明，坚持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只有死路一条。

在经济上实行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却始终不动摇，他们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剥夺人民的聚会、言论和结社的自由等等。这种经济和政治上实行的"一国两制"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贪污腐败盛行，人民道德水平滑落，中国这列火车好像爬上了一座活火山，随时会车毁人亡。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本来应该有智慧和能力走出自己的路子，彻底摆脱共产主义幽灵的梦魇，然而，中共当局不思进取，反而死死抱住共产主义这个注定要腐朽的幽灵不放。

我们注意到，无论从不可一世的毛泽东，还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的邓小平，以及后来那位声称"改变了中国的"江泽民，他们都把自己的思想、理论或者"三个代表"说成是一百多年前德国人马克思凭空发明的共产主义的继续和发展。甚至到今天，胡锦涛上台后，面对十三亿的黄皮肤中国人，面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面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辽阔的海域，想到的仍然是一百年前的德国人马克思。2005年12月26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央政治局最高决策下，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投资超过一亿元，编制大增，他们试图借助研究马克思，发展共产主义理论，从而为混乱的中国找到光明，为彷徨的中国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何其悲乎！胡锦涛翻出那本早就被世人抛弃的《共产党宣言》，无奈、无力地举起德国人马克思的枯骨，借助朽骨上泛出的幽灵般的磷火照耀十三亿中国人走向未来......

可怜可悲的中华民族，莫非我们真是劣等民族？难道我们一定要在枪杆子的胁迫下沿着一个世纪前德国人指出的路一走到底，死不回头？不管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生命，不管我们民族为此遭受了多少罪孽？不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被世界上多少无辜的生命证明为歪论邪说？当今的中国当局宁肯投资上亿研究一百年前一个德国人的思想，却限制自己国家的思想者们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自己国家的思想者却被禁止说话，禁止出版，甚至被赶到国外？共产党宁肯把一百多年前的幽灵请回北京、供奉在中华民族的祭坛上，却残忍地让自己的思想者如刘宾雁无法回国，最终凄惨地客死异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东西让中国共产党，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如此钟情于一个早被他自己的祖国德国抛弃的哲学工作者的理论？智慧、勤劳，创造了五千年优秀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什么无法走出共产主义的幽灵？

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自卑还是自卑，看看当今中国大陆，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富人大款，他们最钟情的小车，不是奔驰、宝马，就是奥迪、大众，这些车恰恰都是德国的牌子。可是，难道我们的思想也一定需要德国人马克思来统治和统一？也许希特勒是对的，我们这些劣等民族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道路，要就是被像他这样的德国人灭绝，要就是被马克思那样的德国人引导。

就在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上空徘徊的时候，德国出了个希特勒，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最优秀，他把劣等民族犹太人赶进毒气室；他认为非洲黑人应该生活在森林里，没有权力参加奥运会；至于亚洲的黄色人种，也只能成为为他们服务、干粗活、重活的奴隶。希特勒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就被世界人民消灭在欧洲大陆。然而，另外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却部分达成了希特勒没有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在那个妓院的小阁楼上释放出的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柬埔寨、越南和朝鲜等亚洲国家造成了成千上万民众的死亡和优秀民族文化的几近灭绝，其惨烈程度绝对不亚于德国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给欧洲人民造成的灾难。

中国当局既然在经济上打破马克思的框框而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绩，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可是为什么在政治上却如此顽固不化，死死抱住马克思的幽灵不放？如果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没有写出那本《共产党宣言》的话，十三亿中国人民至今仍然会在黑暗中摸索吗？

中国目前的党政贪污腐败，社会不稳定，民众道德水平低下不正是经济和政治上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既然中共当局在经济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也避免了苏联东欧的覆辙，那么为什么不在政治上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走出一条中国人的道路？难道十三亿中国人民和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注定要成为百年前一个德国人的陪葬品？！

我们不禁要质问苍天大地：当今的中国，当共产党靠特权和专制，早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剥削、主张公平平等的思想抛到九霄云外的时候，又是什么东西让中国共产党死死抱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幽灵不放？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赋予他的统治者的最大法宝，也是统治者抱着马克思主义至死不放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还是东欧，无论是现在的古巴、北朝鲜，还是中国大陆，使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们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些权力一点不亚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帝王和欧洲中世纪的独裁者，然而，他们被马克思精心包装后，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了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最先进的代表。在这种理论之下，统治者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享受他们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而人民只能沦为集权暴政下沉默的羔羊。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都殊途同归地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赋予他们统治者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在统治者享受当今已经近乎绝种的"绝对的权力"的时候，受苦受难的是人民、是各种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中国当今的各种乱象，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这种赋予一党一人绝对权力的马克思主义幽灵造成的。经济的发展本来是好事，但那些拥有绝对权力的共产党干部搞权钱交易，巧取豪夺，鱼肉人民，引起人民的公愤；经济发展造成贫富悬殊也是各国都有的现象，但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出现农民被户口捆死在贫瘠的土地上，农民的子女到城市成为流浪汉，当局对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随心所欲，无法得手时甚至开枪杀人；当今地球上，只要有超过两个人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司空见惯的，可是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无论是北朝鲜、古巴还是中国，异议人士却被驱逐、投进牢房甚至处死（朝鲜的例子）；当今地球上，也没有一个政权像共产党政权那样如此害怕人民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更没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地球上，一个政府一个党靠手中握的枪杆子强迫人民接受一种主义，一种思想！

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好吗？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大中华的稳定和和平崛起吗？抑或只是为了那些借助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幽灵攫取了绝对权力的一党之私利？

上下五千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辽阔的海域无限的太空，十三亿黑眼睛黑头发的龙的传人，难道一定要从一百多年前一位德国人那里探寻我们的命运，寻找我们的前途吗？

中华民族永远无法摆脱那个徘徊在神州大地上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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