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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頤的佛教因緣

引論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實，因避英宗舊諱，改名敦頤，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六年，世稱濂溪先生。著作今存者有《太極圖說》及《通書》等，後人編有《周子全書》傳世。後世之鴻儒碩學，皆奉周敦頤為道學之祖。宋明理學始自周敦頤，亦為今時學界之定說。

關於周敦頤思想之淵源，明代黃綰所說頗值得玩味。他說：「宋儒之學，其入門皆由於禪。濂溪、明道、橫渠、象山由於上乘；伊川、晦庵皆由於下乘。」[1]黃百家則更述周敦頤師事鶴林寺僧壽涯及從東林常聰（總）禪師習靜坐等事[2]。周敦頤亦嘗自稱為「窮禪客」，這是見於二程及其弟子游定夫語錄中的話。另外，周敦頤與趙抃、潘興嗣等人友善，其亦私淑蘇軾、黃庭堅二人。而趙抃是佛慧法泉禪師的法嗣，潘興嗣是黃龍慧南禪師的法嗣，蘇軾是東林常總禪師的法嗣，黃庭堅是黃龍祖心禪師的法嗣，諸公於佛法皆有契會。

周敦頤公事之餘，經常與諸公參禪問道。例如，周敦頤在《萬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抃）》一詩中說：「公暇頻陪塵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談終道奧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3]蓋有宋一代，禪宗大行其道，禪門法匠如林，各自教化一方。士大夫參禪亦相率成風，凡聞有禪林名德，皆不辭路遙，涉水登高以相訪。與周敦頤大致同時代的著名人物，除上說趙、潘、蘇、黃諸人外，他如范仲淹參瑯琊慧覺禪師，富弼參華嚴修顒禪師，張商英參兜率從悅禪師，蘇轍參洪州順禪師[4]。此種風習所及，周敦頤概莫能外。

周敦頤雖一生為官，然公事之餘，徜徉於佳山勝水之間，參禪問道於佛寺道觀之中，以其天資超邁而自得於心，終能有所發揮，作《太極圖說》、《通書》，融儒釋道於一爐，專言性理誠靜的道理，從而開啟宋代儒家道學的先河。征諸周敦頤之詩作，亦可見箇中消息。如《游山上一道觀三佛寺》詩云：「琳宮金剎接峰巒，一徑潛通竹樹寒。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5]《宿山房》詩亦云：「久厭塵坌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6]又有《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詩云：「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7]《同石守游》云：「傍人莫說憑欄久，為戀林居作退謀。」卸職之後，周敦頤定居廬阜，亦可謂得以達成夙願。

概言之，周敦頤一生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乃是不爭的事實。因而今之學界，凡討論周敦頤的學問思想，莫不論及其與佛教的關係。

根據先哲時賢的研究，周敦頤一生參研的僧人主要有以下幾位：僧壽涯，黃龍慧南、祖心師弟，佛印了元，東林常總。《居士分燈錄》載有周敦頤參扣祖心、了元、常總三位禪師的語錄。周敦頤之首倡道學，實與諸位禪德關係密切。下面以幾位禪師為綱，試述周敦頤與佛教之因緣。

一、鶴林寺僧壽涯

周敦頤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之事，論者頗多，多語焉不詳。稽諸佛教史傳，亦多不載。據《鶴林寺志》記載：「宋壽涯禪師，與胡武平（宿）、周茂叔交善。茂叔尤依壽涯，讀書寺中，每師事之，盡得其傳焉。其後二程之學本於茂叔，皆淵源於壽涯雲。」[8]《宋元學案》的記載，亦甚簡略，然可資參證，引之如次：「先生（胡宿）嘗至潤州，與濂溪游。或謂先生與濂溪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先生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游，遂受易書。」「晁氏（晁景遷）謂元公（周敦頤）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而得『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雕』之偈。」[9]

然考諸禪宗史籍，壽涯禪師所傳之偈，並非其本人所作，而是得自南朝的佛教居士傅翕（大士）。傅大士（497—569），自號善慧大士，浙江義烏人。初躬耕於松山，精勤行道七年，得首楞嚴定，並能通儒道典籍。後講法度眾，名聲遠播。梁大同元年（535），梁武帝遣使迎至金陵，在重雲殿為帝及群臣講經。「既至，大士星冠（道冠）、儒履，披法服（僧衣）以見。帝問：佛耶？大士默指冠。問：道耶？大士又默指履。又問：儒耶？又默指袈裟。」[10]大士的這一「現身說法」，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揭示出中國大乘禪以「儒行為基，道學為首，佛法為中心」的真正精神[11]。

傅大士一生的作略及其留下的作品如《心王銘》、《還源詩》及諸偈頌等，處處浸潤着這種精神。由傅大士所開啟的瀟洒詼諧的活潑禪風，實為唐、宋以後充滿「機鋒」、「轉語」，妙趣橫生的中國禪的先河。因此，流風所及，他的作品在後世的禪林中亦廣為傳誦。今之學者，論及這首偈時，因為它的語句頗類老莊，就以為中國禪是受了老莊思想影響的結果。其實，這首偈只不過是借道家語來闡明大士修證所得的禪學意蘊。

周敦頤於壽涯處得受此偈，對其後來作《太極圖說》，肯定大有啟發。黃宗炎在《太極圖辨》中承認，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與當時的禪師壽涯的偈有關係[12]。他的這種看法，遠比一般的理學家高明，也更符合實際。

據說周敦頤師事壽涯，盡得其傳。果如此，則除了上面所說的「先天地」偈之外，亦與《太極圖》有些瓜葛。因為據黃百家說，陳摶得《無極圖》於呂洞賓，又得《先天圖》於麻衣道者。陳摶將二圖授种放，种放授穆修與壽涯，穆修僅將《無極圖》授周敦頤。而據劉靜修《記太極圖說後》雲，「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13]意其年少，無由受學於穆修。其實「周子生於天禧元年丁巳，至明道元年壬申，蓋十六矣。」[14]即便如劉氏所說，以周敦頤之有「遠器」，「時年十三，志趣高遠」[15]而論，何以不能從其受學？

再退一步言，縱使周敦頤未從穆修得《無極圖》，壽涯既然精通二圖，將其授予周敦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郡齋讀書志》即以周子太極圖得之於僧壽涯。今之學者如南懷瑾先生也指出：「……濂溪得太極圖於僧壽崖，此圖原出於道家之陳圖南。」[16]

壽涯禪師以一方外之人，而猶致力於儒家易理、象數之學，豈非不務正業？此事亦不足為怪，蓋在禪宗中以圖象來標明宗義，用易經的方法講用功修持，早在唐代即已出現。相傳唐代南陽慧忠國師（？—775）是禪宗圖象圓相的第一位創造者。據說慧忠曾創「九十七種圓相」，以之授侍者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應真將圖象授仰山慧寂（807—883）。

仰山又參溈山靈祐（771—853），承其心印，溈山、仰山師徒別立的一宗，即溈仰宗。仰山每與人論佛法，常以圓相示之，亦以之開示學人。其後則以「九十六種圓相」提持綱宗（包括圓相、暗機、義海、字海、意語、默識等六重意義），便成溈仰宗風。影響所及，禪門中以「圓相」互相勘驗者比比皆是，燈錄具載。

在此之後，圖象之作代有發展。晚唐圭峰宗密（780—841）作「十相圖」和「阿賴耶識圖」，五代時曹洞宗祖曹山本寂（840—901）之作「君臣五位圖」等，莫不受到「九十六種圓相圖」的影響[17]。溈仰宗所建立圓相的旨趣，開啟宋代周敦頤太極圖的先河。

洞山、曹山師徒以重離卦而立五位君臣的宗旨，演變發展而逐漸啟發周濂溪的《太極圖說》，與邵康節易理象數的哲學思想，都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和跡象可尋[18]。

然而，要具體說明禪宗圖象如何輾轉影響到周敦頤的太極圖，卻是極其不易。既然周敦頤所得之《無極圖》來自陳摶所授，因此，「周敦頤的《太極圖》與佛教的關係，要從陳摶的《無極圖》中去尋找。」[19]禪宗圖象首先影響到道教，再經由道教影響到《無極圖》。道教經典之有圖，始於五代彭曉之《周易參同契注》。

此書原本中的圖，其由來多與禪宗圖象密切相關。其中的「水火匡廓圖」（圖一）就是宗密的「阿賴耶識圖」（圖一）的翻版，名異而實同；「五行觀念圖」（圖三）是受了「九十六種圓相」中此四圓相圖（圖二）的啟發；又由禪宗一些圓相的組合圖象，結合晚唐以來的「三五至精」思想，構成他的「三五至精圖」。（圖四）

陳摶的《無極圖》乃麻衣道者所授。麻衣道者，亦稱麻衣和尚，是唐宋間一位亦僧亦道的神秘人物，以精通易理聞名。他依據禪宗的「圓相」和彭曉的「水火匡廓圖」、「三五至精圖」創造最初的《無極圖》，乃是極有可能的事。他再將此圖授給陳摶，經陳摶的修改完善而定型。

《無極圖》（圖五）的圖形，全由圓相組成，足證禪宗圖象的決定性影響；「取坎填離」同於「水火匡廓圖」（亦即「阿賴耶識圖」）；「五氣朝元」同於「三五至精圖」[20]。周敦頤的《太極圖》（圖六）與《無極圖》圖形全同。因此，《太極圖》源自佛、道二教已確定無疑。職是之故，豐道生說：「至於太極圖，兩人（二程）生平俱未嘗一言道及，蓋明知為異端（指佛、老），莫之齒也。」[21]

不過，《無極圖》經由周敦頤一變而為《太極圖》，其中義蘊已完全不同。正如黃百家所云：「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更易其名，附於《大易》，以為儒者之秘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22]

    圖一 阿賴耶識圖                   圖四 三五至精圖

     圖二 水火匡廓圖                   圖三 五行觀念圖

     
                    圖五                                    圖六
　　
二、黃龍慧南、祖心

　　（一）黃龍慧南

黃龍慧南（1002—1069），宋代禪僧，臨濟宗黃龍派之祖。信州玉山（江西上饒）人，俗姓章。少習儒業，出家後遍參棲賢澄諟、雲峰文悅、石霜楚圓等諸宿，皆蒙器許。後於同安院開堂說法，四眾歸趨。未久移至歸宗寺，因全寺突遭火災焚毀事蒙冤坐獄，久而後赦，乃退居黃檗山，築積翠庵，四方接踵而至。受請至黃龍山崇恩院，大振宗風，遍及湖南、湖北、江西、閩粵等地。慧南每以公案廣度四眾，室中嘗設「佛手驢腳生緣」三轉語以勘驗學人，世稱「黃龍三關」，三十餘年鮮有契其旨者。

師住黃龍時，法席鼎盛。此一系統遂稱黃龍派，其門下之晦堂祖心、寶峰克文、泐潭洪英、東林常總等皆馳名禪林。當是時，「四方學徒竭蹶恐後，雖自謂飽參者，至則撫然就弟子之列。」[23]俗家法嗣有潘興嗣，與周敦頤友善。

慧南既精通禪教，又博通經史，對儒家經典見解精到。如其論否泰損益四卦之義云：「夫在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損，自益者人益。」[24]全然是純儒之言語。周子既從其扣問，於釋儒二家之精義，當有所契會。當時詳情今已無從查考，甚是可惜。

（二）黃龍祖心

黃龍祖心（1025—1100），宋代臨濟宗黃龍派僧。廣東始興人，俗姓鄔，號晦堂。少為書生有聲。出家得度後，先奉持戒律，後參謁雲峰文悅、黃龍慧南及依止石霜楚圓。一日，讀多福禪師之語大悟。後繼慧南之法席，居黃龍山十二年。後入京師，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25]祖心之風範概可想見也。黃庭堅、吳恂、王韶等皆為其俗家法嗣，周敦頤亦嘗就其受法。

周敦頤初見晦堂祖心，問教外別傳之旨。祖心對他說：「只消向你自家屋裡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個契合處。」[26]這裡黃龍祖心以孔子語為話頭，逗引儒學之士周敦頤入道之機，一則顯出其隨機接引之高明手段，所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者是也；二者亦可見宋代佛教僧人佛儒會通之消息。經過祖心的提撕，周敦頤於顏子之樂，必然有得於心。

周敦頤授學二程時，亦以此問二程。明道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甘節問朱熹：「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朱熹答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27]朱熹只此一答，已落周程之下矣。周程不說，自是心領神會、不假言詮。朱熹勉強作答，顏子之樂則尚未夢見在。

三、東林常總

東林常總（1025—1091），宋代臨濟宗黃龍派僧。劍州尤溪（四川劍閣）人，俗姓施，字照覺，又稱常聰。十一歲出家，從契思受具足戒。後隨黃龍慧南參究二十年，受大法之訣旨，以大興臨濟宗風為志，名噪叢林。慧南歿，住泐潭寺，後移江州（江西九江）東林寺。元豐三年（1080）敕改廬山東林律寺為禪林，師奉命駐錫說法；其徒以為應慧遠之讖「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遂大揚法化。師在世時，當時名士如張商英、蘇軾、周敦頤、劉經臣等皆與之作方外之交。

周敦頤隨東林常總游，受益匪淺。「《性學指要》謂元公初與東林聰游，久之無所入。聰教之靜坐，月余，忽有得，以詩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自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睛頭。』聰肯之，即與結青松社。」[28]周敦頤的主靜之說，或即肇端於此。

不過，周敦頤僅以月余之工夫，而自以為「有得」，依其詩中所說而論，乃為粗重妄念暫歇之清明境界，距離禪宗所謂「解悟」尚很遙遠，雖蒙常總首肯，不過以資鼓勵而已。另據程明道的說法，周茂叔曾說「一部法華經，只消一個艮字可了。」[29]另也有說是「一部華嚴經，只消一個艮字可了。」無論是說哪部經，其主靜說的佛教淵源則是勿庸置疑的。

《通書》蒙艮第四十：「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朱熹釋此句曰：「此一節引艮卦之象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30]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對艮卦之義的解釋亦有助於我們理解周敦頤的主靜之說。智旭說：「夫人之一身，五官備於前，而五臟司之；五臟居於腹，而一背系之。然玄黃朱紫陳於前，則紛然情起，若陳於背，則渾然罔知，故世人皆以背為止也。……身本非實，特以情慾錮之，妄見有身。」[31]故周敦頤說「無欲故靜」，其意亦既深且遠矣。

周敦頤更大的收穫，當是與常總討論性理論。《居士分燈錄》載：周敦頤扣東林總禪師，常總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着一路實地工夫，直至於一日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又嘗與總論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於理事交徹、冷然獨會，遂著《太極圖說》，語語出自東林口訣。」[32]常聰（總）門人所著《紀聞》謂：「周子與張子得常聰（總）『性理論』及『太極、無極』之傳於東林寺。」

禪僧之說雖不免誇張，抹煞了周敦頤的獨創之功，但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顯然受了佛理的啟發。清代毛奇齡認為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的有些說法是「直用其（宗密）語」[33]，將宗密的《原人論序》與《太極圖說》兩相對照，何其相似乃爾。至於周子的《通書》四十章，「一『誠』字括盡」（薛文清語）[34]，「句句言天地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身上家當。」（劉蕺山語）[35]其所揭發「誠」與「敬」之為用，實與禪宗佛教誠篤敬信的主旨，語異而實同[36]。

說周敦頤與常總論華嚴宗四法界的理論而至於「冷然獨會」，這也是可信的。一則宋代佛教以禪宗為最盛，周敦頤所參者皆為禪僧。禪宗雖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著稱，其實自始即不離經教，尤其自宗密之大倡禪教會通之後，至宋代禪教合流，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周敦頤學佛有年，對《法華》、《華嚴》等教內流行的佛經當早已研讀，加之他參禪的心得及對易理的精通，具備了與常總禪師對話的條件。

二則，常總禪師是當時的禪林名宿，精通禪教及外學，其於心性之學、事理之論，當有很高的見地。因為早在南朝梁武帝時期，禪宗初祖達磨大師即提出「理入」與「行入」作為入道之門。此後有隋唐天台宗與華嚴宗的分科判教，特別提出修學佛法須從「聞、思、修、慧」而證「教、理、行、果」以契合於「信、解、行、證」的要點，因此而有特別重視「窮理盡性」的趨向，由教理的「觀行」而契證「中觀」的極則的涵義。確立為「事法界，理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的四法界觀念。

而華嚴宗的澄觀、圭峰等大師，都是初游禪宗之門而有所得，從此弘揚教理，特別提倡華嚴思想體系的建立，融會禪理與華嚴教理的溝通，因此禪教互相影響。至晚唐以後，有溈山靈祐禪師提倡：「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舍一法」的名言，特彆強調「理地」作為心性本際的標指。從此「實際理地」的話頭，便流傳於禪宗與儒林之間，極為普遍[37]。所以才有常總的以「誠」釋「實際理地」，與周敦頤論性及理事。與常總的討論對周敦頤作《太極圖說》及《通書》產生強有力的影響。

四、佛印了元

佛印（1032—1098），宋代雲門宗僧。為蘇東坡之方外知交。法號了元，字覺老。俗姓林，饒州（江西省）浮梁人。「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略通大義。」[38]後禮寶積寺日用為師，學習禪法。曾登臨廬山參訪開先善暹，復參圓通居訥。二十八歲，嗣善暹之法，住江州（江西省）承天寺。後歷住准山斗方，廬山開先、歸宗，丹陽（江蘇省）金山、焦山，江西大仰山等剎，嘗四度住雲居；並整編白蓮社流派，擔任青松社社主，對於凈土思想甚為關心。

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固有之儒、道二家之說互相異趣而復殊途同歸。歷來學者，努力於三教合轍，代不乏人。其中要以東漢末年《牟子理惑論》為最早。後歷唐宋元明清各代，高僧大德，尤以禪門宗匠輩，燭照群象，洞窮法源，大抵皆淹博世典，出儒而歸於佛[39]。晚唐圭峰宗密《原人論》之「會通本末」章，把儒、道二教，佛教內的人天教、聲聞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皆會歸一源，統為一乘顯性教之方便說，中有會通三教之義。北宋名僧契嵩著《輔教篇》，大唱儒佛一致之論。永明延壽禪師在其巨著《宗鏡錄》中，每引儒老之言，通詮佛法。

佛印含容三教的氣度在當時尤為迥出他人。元豐五年（1082）九月，佛印自廬山歸宗寺回到金山寺時，即有「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之語[40]。佛印的這種融通三教的氣度，除受當時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外，與其過往的經歷亦極相關。其自幼熟讀儒典，且出家前曾一度為地方官吏。出家之後，他雖承廬山開先善暹的法統，卻經常與士大夫官僚之輩常相往來，參加飲宴，高談闊論，乃當時士林中眾所周知之名僧。蘇軾、蘇轍、黃庭堅等均與之交善，以章句相酬酢。神宗欽其道風，贈號「佛印禪師」。

　　據《居士分燈錄》說，周敦頤是了元法嗣。師弟酬對，燈錄有載。周敦頤游廬山，樂其幽勝，遂築室於此。當時佛印了元寓鸞溪，周敦頤前往謁見，相與講道。周敦頤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元曰：「疑則別參。」頤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為道？」了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頤豁然有省。一日忽見窗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了元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窗外松當道，盡日今人看不厭。」遂結青松社，以媲白蓮故事，請了元作社主[41]。《佛法金湯編》所載，了元還和了一偈，偈曰：「大道體寬無不在，何拘動植與蜚潛。行觀坐看了無礙，色見聲求心自厭。」[42]
　　
關於「窗前草不除去」。程明道曾亦道及：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雲「與自家意思一般。」[43]此則話頭的來歷原來如此。而結青松社一事，亦見於南宋感山《雲卧紀談》及《宋元學案》中。

以上約略敘述了周敦頤隨幾位禪師參學的事迹。雖不免掛一漏萬，亦足證周敦頤能於儒學發人之所未發，決非空穴來風，而是學有所自。誠如周敦頤自己所言：「吾此妙心實啟迪於黃龍，發明於佛印。然易理廓達，自非東林開遮拂拭，無繇表裡洞然。」[44]蓋對形而上道之探討，本為釋、道二教之所長，佛教於此尤為特勝。佛教以證悟佛道為旨歸，而浩浩三藏十二部經，辨析名相細緻入微，言說事理繁富深廣。中國儒、釋、道三家學術，從魏晉至北宋前期，中經數百年互相激蕩、陶冶熔鑄，已經相互含攝。周敦頤應世而出，以天縱之資，游心釋、道二教，刻苦自礪，精思入神，久受二教熏習，思想亦趨於精密玄遠，然後「反求諸六經」，獨標性理，以復興先王之道自任，而開啟兩宋以後性理學之新風。其道學思想之發明，得益於佛教的浸潤與滋養，可不待辯而自明矣。

注釋：
[1] 黃綰：《明道編》（卷一）。
　　[2] 《濂溪學案下》，《宋元學案》卷十二。
　　[3]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八。
　　[4] 《居士分燈錄》卷下，《卍續藏經》第一四七冊。
　　[5][6][7]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八。
　　[8] 《鶴林寺志·高僧》，《中國佛寺志》第43冊，台灣明文書局1980年版。
　　[9] 《濂溪學案下》，《宋元學案》卷十二。
　　[10] 《居士分燈錄》卷上，《卍續藏經》第一四七冊。
　　[11] 南懷瑾：《禪話》，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34頁。
　　[12][13][14] 《濂溪學案下》，《宋元學案》卷十二。
　　[15] 《年譜》，《周濂溪先生全集》卷十。
　　[16] 南懷瑾：《序集》，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12月台灣初版，180—183頁。
　　[17] 夏金華：《禪宗圖象與周敦頤〈太極圖〉》，《當代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18] 南懷瑾：《宋明理學與禪宗》，《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18冊，大乘文化出版社台灣1978年4月初版，349頁。
　　[19][20] 夏金華：《禪宗圖象與周敦頤〈太極圖〉》，《當代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21][22] 《濂溪學案下》，《宋元學案》卷十二。
　　[23] 《居士分燈錄》卷下，《卍續藏經》第一四七冊。
　　[24] 《黃龍禪師語錄》
　　[25] 《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九卷。
　　[26] 《居士分燈錄》卷下，《卍續藏經》第一四七冊。
　　[27]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九。
　　[28] 《濂溪學案下》，《宋元學案》卷十二。
　　[29]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九。
　　[30]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六。
　　[31] 《周易禪解》卷六。
　　[32] 《居士分燈錄》卷下，《卍續藏經》第一四七冊。
　　[33] 毛奇齡：《太極圖說遺議》、《西河合集》。
　　[34][35] 《濂溪學案》上，《宋元學案》卷十一。
　　[36] 南懷瑾：《宋明理學與禪宗》，《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18冊，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4月台灣初版，349-350頁。
　　[37] 南懷瑾：《序集》，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12月台灣初版，212—213頁。
　　[38] 《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九。
　　[39] 南懷瑾：《序集》，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12月台灣初版，180—183頁。
　　[40] 《感山雲卧紀談》下。
　　[41] 《居士分燈錄》卷下，《卍續藏經》第一四七冊。
　　[42] 《佛法金湯編》卷十二，《卍續藏》第一四八冊。
[43]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九。
[44] 《居士分燈錄》卷下，《卍續藏經》第一四七冊。


來源：《法音》
作者：宋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