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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认知及其涉身性分析
阅读：2602012-04-19 05:30
标签：隐喻
摘要：传统的比喻研究主要是将比喻作为修辞手法来加以展开的，强调的是比喻语言材料的收集、辞格分析、归纳和分类。至于对于隐喻认知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语言活动中隐喻的产生和理解过程机理、人类隐喻能力的神经生物学与认知心理学基础等，均相对忽略。随着当代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智能科学的迅速发展，随着希望用机器部分代替人类语言能力需要的日见强烈，隐喻研究也不再停留在修辞学的范围之内，而是更加关注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手段的研究工作。本文就是讨论隐喻作为认知手段的一些特点，并着重分析了隐喻的涉身性问题。
关键词：隐喻分析；认知手段；涉身性
在长期的语言实践和思想活动中，隐喻不仅仅当作一种语言修辞的表达手段来运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认知手段来运用，体现了一种形象化的思维能力。
其实，有关隐喻具有认知功能的认识，早在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中就有明确的论述：“容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谕未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1]。”
这里，惠子就是通过讲如何解释“弹”的问题，明确阐明了隐喻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认知机制。并且强调了对于认识新事物，隐喻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进一步讲，正像我们第一章里强调的，从认知角度看，隐喻投射反映的是语言运用的根本机制，即使“直陈”语言，也离不开这种机制，更何况隐喻语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但是在西方正统学术界，真正确立了隐喻在认知中地位的，却晚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即从莱可夫和约翰逊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才开始。可以说，是莱可夫和约翰逊的这本书，才正式开辟了从认知角度来研究隐喻的途径。近三十年来，沿着这条途径摸索前行的学者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2]：
（1）隐喻无处不在：隐喻是日常语言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诗歌隐喻与日常语言中的隐喻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只是利用和丰富了每一个语言使用者都能创造和领会的普通隐喻。
（2）隐喻在本质上是认知的：隐喻不是修辞格，不是简单的语言的产物；它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
（3）隐喻是有系统的：一个隐喻概念会生发出大量的、彼此和谐的语言表达；而不同的隐喻概念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网络体系，影响着我们的言语和思维。
隐喻由两个域构成：一个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和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
隐喻投射（metaphorical projeciton）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一个隐喻投射一旦建立起来，为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所接受，就会反过来将自身的结构强加于真实生活之上，从而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
总之，莱可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体系。作为人们认知、思维、经历、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3]”所以，隐喻决不是语词、语句的单纯替代或比较，而是思维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隐喻，我们可以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生疏，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喻抽象，以通俗喻艰涩，从而形成一种抽象思维手段，发挥特殊的思维功能。理查德在《修辞学的哲学》一书中说：“当人们使用隐喻时，就把表示两个不同事物（事物被一个词或短语支撑着）的思想放在一起，这两个思想活跃地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隐喻的意义。[4]”也就是说，从隐喻思维的角度看，隐喻由两个概念域构成，隐喻思维便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意义映射，即在两个表面上看似完全不同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这便是隐喻作为认知工具的基础所在，也是通过隐喻认识事物的基本原理。
从上述的简单讨论中可以看出，隐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手段，而且还构成了我们语言和思维活动的重要基础。进一步，清晰地了解隐喻这一认知机制，不仅有助于对我们语言能力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整个心智能力的理解。可以说，隐喻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正是通过隐喻来构造我们的思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隐喻，运用事物的某些特征来关注另一些特征，并因此能够产生新奇意义！
用埃科的话作总结就是：“我们感兴趣的是：隐喻是一种认识工具，这种认识是增加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5]”也就是说，隐喻不仅是一种认知手段，而且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获取新知识的认知手段。
既然隐喻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手段，那么隐喻的这种认知手段具有哪些认知功能呢？从认知的作用深度讲，作为认知手段的隐喻，我们认为其主要具有这样三个不同层次的认知功能，即描述功能、认知功能和创造功能。
对于使用隐喻来描述事物，由于特别富有弹性，因此往往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有时效果直达精神深处，往往令人印象深刻。于连指出的：“隐喻的价值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它使我们看到针对具体的另外一种精神体验。[6]”及：“通过这种文字隐喻，一种意义转瞬突现，一旦人们深入这种意义之中，这种意义对我们就显得至关重要。[7]”讲的都是隐喻作用效果的深刻性。而桑塔耶纳讲的：“凡是一件事物暗示另一事物，或者从联系到另一事物而取得其感情色彩者，它就会具有表现能力。[8]”则是隐喻描述事物的情感表现能力。
至于隐喻认识事物的功能，是指使用隐喻可以通过一事物来认识另一事物。隐喻的这种认识事物的认知功能，与一般的非隐喻方式的特点也有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新事物认知的顿悟性上。当然隐喻认识事物的这种顿悟性，主要建立在隐喻机制的灵活性之上的。灵活性的基础是可选择性，而富有意义弹性的不同概念域之间属性搭配无疑将增加可选择性，从而增加了灵活性；这样无疑为顿悟性认识事物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正如燕卜荪指出的：“(隐喻喻)它是一种复杂的思想表达，它借助的不是分析，也不是直接的陈述，而是对一种客观关系的突然的领悟。[9]”
最后，也是隐喻最重要的认知功能，就是隐喻的创造事物的认知功能，其体现的便是隐喻机制能够产生新奇意义的本性。可以说，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种体现创造性奥秘所在的机制，在隐喻活动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因为隐喻，就必然会涉及类比过程，而隐喻的底蕴便是解读之类比过程的旁效意义。这里，旁效意义便是一种创生的意义，是通过摧毁了原先的程序而建立的一种意义的新秩序。应该说，旁效意义也是一种自涌现象，因此也常称为意义突现。从隐喻意义达成的根本机制上讲，意义的这种创生意义的认知功能，是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手段的根本性功能，隐喻思维之所以被看作为一种认知事物的重要手段，而不单单是语言修辞方法，其根源便在于此。
除了反映不同认知深度的描述、认识和创造方面的认知能力外，其他如想象力、洞察力、判断力、感知力、理解力、记忆力、预见力、意志力、适应力、应变力、领悟力、推断力等这些体现心智能力不同方面的认知能力，也都或多或少地在隐喻思维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甚至我们可以用隐喻思维能力来反映人类智慧水平的高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认知能力就是根植于将两个事物联系起来的隐喻能力之中。换言之，智慧水平越高就越能够寻找两个不同域部的共性，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两个域部联系在一起，反之亦然。
当然，从对作用心灵的方式角度来讲，从我们概念体系的形成过程看，隐喻思维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涉身认知能力，包括感知的、经验的、概念的、情感的等认知功能，是我们认识世界和建构世界的重要手段。
首先，我们知道，语言隐喻实际上是概念隐喻在语言中的体现。这就是说，我们首先建立的是概念上将一个范畴隐喻化为另一个范畴，然后才有语言中将一个词语隐喻化为另一词语的现象。因此，隐喻必然涉及到概念系统，涉及概念获取的思维过程。而人类的概念获取思维过程，往往是一种由近及远、由简及繁、由易及难循序渐进的学习积累过程，这其中隐喻思维机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抽象概念得获取形成，离开了隐喻涉身性认知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谓涉身性概念认知，是指我们概念的形成是依赖于概念性涉身经验的。我们婴儿时的前概念性经验，如身体运动经验，移动物体的能力，整体感知经验，日常躯体经验中的图像图式，即容器、路径、平衡、上下、部分与整体、前后等，均是日后概念形成与认知的基础。推而广之，整个概念体系的建立，也是根据“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类比原则来进行的（在《周易·系辞下》中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文字的产生也与此类同。）也就是说：“自然的对象和现实是通过比喻，和人的身体各部分的比喻而被命名的。[10]”或者说：“人对辽远的求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11]”这便是涉身性隐喻认知作用机制。涉身性隐喻认知作用机制的具体表现为7个方面：
（1）具体的词语和概念直接标记我们的涉身经验；
（2）空间关系；
（3）我们对事件、事件的推理和语言表达的概念化方式；
（4）抽象思维源自于具体的涉身经验，典型是运动—感知经验性的；
（5）类比思维；
（6）语法由把声音与涉身概念配对的神经回路组成；
（7）儿童通过声音与熟悉的经验配对开始最初的语法学习。
的确，涉身隐喻认知是儿童语言认知能力发展的基础，我的女儿（小名叫“零零”）在呀呀学语的年龄，看到小熊故事图片，立刻就把最大的、次大的及最小的小熊分别称为熊爸爸、熊妈妈、熊零零。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涉身认知，通过自身一家的关系来隐喻小熊一家。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我们也确实愿意使用身体的各部分来描述其他事物。在一份宣传厦门旅游的小册子中，在标题“厦门，一个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下，有一段是如此介绍厦门这个城市的：“海是厦门的眼睛，山是厦门的眉峰，文化是厦门的唇，一个如此性感和温存的厦门，她是休闲的、适合居住的，让人恋家的城市。海的味道咸咸的，舒缓的日子淡淡的，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放慢脚步的城市。”
正像著名思想家维柯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人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例如俗话说：‘磁石爱铁’。[12]”以及：“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13]”
关于这种涉身性隐喻认知作用机制，中国古代的隐喻观点也十分强调：“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言近而指者，善言也”（见《论语·雍也》，引自[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92页。）、“何以为辨？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14]”
所谓近譬诸身，就是涉身隐喻。这样一来，人们首先获取的是涉身基本概念事物（日常知识、涉身知识），可称为涉身认知概念，然后通过隐喻性映射扩大到更大的概念体系，这便是涉身隐喻机制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谓莱可夫和约翰逊“赖于生存的隐喻”的含义所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心智哲学、神经科学、语言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认识到的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根本规律，即所谓的涉身性认知机制[15]。
涉身性（embodiment，也有译成具身性）认知一般广义上包括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16]、涉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17]和动力学认知理论（Dynamicist Theory of Cognition）[18]三个方面的内容。涉身性认知共同强调的关键概念有：
（1）“情境性”（situatedness），指认知主体处在直接影响它们行为的情境中，其行为是靠具有动态结构的目标驱动的，完全不需要涉及抽象表征；
（2）“涉身性”（embodiment），认知主体利用驱体、感知器官、视觉系统等进行认知，他们有来自周围环境的直接体验，其认知行为是涉身的；
（3）“智能”（intelligence），智能的来源不限于计算装置，还来自周围情境、来自系统多感应器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主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4）“突现”（emergent），智能是由系统的多部件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与环境交互作用所突现出来的总体行为[19]。
如果把这里涉及到的“情境”、“涉身性”、“交互作用”、“智能”、“突现”和“动力学系统”这些概念所反映的不同侧面关联起来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涉身性认知的生动图景：认知是依赖于我们有机体的身体，依赖于我们不同的经验种类的，依赖于认知主体的语言、意向性行为和文化情境的。
对此，拉可夫和约翰逊就认知本质提出了三个总结性断言：
（1）心灵本质上是涉身的；
（2）思想大部分是无意识的；
（3）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的。
他认为：一方面，隐喻是离不开思想与语言的，而思想与语言又是结构化神经活动的表现，其十分强力地由我们的身体、大脑和日常经验功能的本性所塑造，因此说到底是涉身性的[20]
当然，既然隐喻从根本上是建立在涉身认知基础上的，那么根据涉身认知理论，就隐喻理解的问题而言，我们可以给出如下涉身性隐喻作用概念体系原理：具象性概念通过感知-运动直接涉身经验形成的概念，抽象性概念则是指经隐喻认知作用机制形成的间接涉身性概念，而神经动力学作用机制则是隐喻意义产生的核心机制，其涉及到包括话语情境信息、语言上下文信息、以及主体知识背景在内的语境信息作用。
当代脑科学研究也已经揭示，不仅隐喻认知是一种具有涉身性的认知机制[21]，而且证实了一般语言机制，从本质上讲也是涉身性的[22-23]。归纳起来，对于隐喻的理解而言，涉身性隐喻认知主要是指我们对隐喻的运用与理解是依赖我们身体及其环境的、通过大脑神经动力学系统实现的、以及作为认知情境因素的语境作用的[24]。因此，要真正解决好隐喻理解的计算问题，必须从这种涉身性认知机制的计算实现出发，才是根本的出路。
总之，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重要地，隐喻更是一种认知手段，特别地是一种具有涉身性特点的认知手段。因此，只有对隐喻的这种认知机制有充分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了解隐喻，从而更好地把握语言运用中的隐喻思维特点，并进行有效地计算处理，为推动隐喻认知与计算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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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乐,原载《心智与计算》，Vol.2，No.3 (2008), 223-245（有改动）